北大精英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聯想

2003年底，一位朋友從萬維網上給我抄送了幾篇文章，大概認為精采，不容錯過。 有些我讀後深有所感。 其中一篇很有意思，篇名“懷念故人”，談及作者阿憶的幾位已故師長、偶像學者，和早逝的同窗，憶述了一些在他們生前，跟他們交往的情景，和會面的印象。文章行文樸素，情感真摯。
然而，細味這篇文章，讓我產生一些特殊的感受，不吐不快。於是不免胡言亂語，嘀哩嘟嚕就在鍵盤上打了一大堆，目的只在回贈朋友，本來無意發表。 近來由於要在blog上胡謅，把這篇舊文也翻了出來。 到網上搜尋一下，在北京大學的網頁中，找到了這篇內涵深邃的文章，再讀一遍，比照一下，發覺幾乎原文依舊，幾年來未作修訂。 我一時有些感慨，於是略改拙文，發表於此，希望感興趣的朋友先到網上細閱該文，然後回來看我的胡言亂語。
據網上資料，作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無疑是中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‘精英’。 文章的字裏行間隱含和突顯的個人思想和價值觀，多少反映了國家高等教育，在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塑造上起到的作用。

作者在文章 (以下或稱‘憶文’) 的第一節裏說，“早在上中學的時候就知道，北大的燕南園是片聖人居住的別墅區”，又說語言學泰斗王力先生熟練操縱的第七種語言——越南語，學的時候已經72歲，這讓他“無法不自慚形穢”。 而四卷《古代漢語》，“為王先生帶來了驚人的版稅收入”，高年級學生帶他們去“拜謁王力先生，路過燕南園南邊的工商銀行時，說…這銀行半數的存款是王先生一個人的”！
如果作者的遣詞用語都是正面的，並不隱含絃外之音，那麼作者對王力先生的崇拜，以至尊為聖人，很可能就是因為王力先生非凡的語言能力，就是因為王力先生驚人的版稅收入！ 因為“憶文”裏並沒有述及王力先生的高風亮節，沒稱頌王力先生行為世範。 這種型態的尊崇，可以說是一般的單純個人崇拜。
抑不知作者今天是否仍對先師尊崇如舊，倘若清明節到墓前致祭，是不是還會不敢稍忘階級觀念，不敢稍忘自己的卑微，甚至用上‘跪謁陵寢’之類的字眼來作表述？

‘憶文’稱王力先生為‘北大聖人’。 聖，《說文》的解釋是“通也”。 這個詞，在古漢語裏本來並沒有今天所說的，借譯洋文divine, holy, sacred, saint等詞的‘神聖’的意思，甚至沒有道德節操崇高的涵義，大抵只是說的理解能力非常高，聰明絕頂，有大智慧，能明白十分深奧的道理，一個頂一萬個，這樣罷了。 孔子說：“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！” 又說：“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” 大抵用的這個原義，可見就連那所謂‘仁’，都沒有包括在內。 可是經過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和特權知識階級的厚貼金、絕對化，詞義就變得高不可仰，深不可測，寬不可狀，遙不可及，竟至於變成了一個帶有迷信色彩的字眼。 ‘憶文’裏把王力先生稱為‘聖人’，倘若還用《說文》的本義，該是不至大謬不然的。 然而，此詞似乎不能回復古義了，除非作者寫的並非現代語體文。
今天在現代漢語詞彙裏的所謂‘聖人’，無論指的是中國的，還是外國的歷史人物，不管用於文化範疇，還是宗教領域，一般都是指的人死之後，被當代或後世的統治階級、宗教組織，認定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，在言行上堪作楷模，甚至死後顯現聖蹟，而予以追封賜諡，敕令子民或教徒必須敬畏崇拜的神聖人物。

今天在中國，不管在哪個領域，大概都不會產生聖人了。 但中國卻有天主教，在天主教的神聖國度裏，也許要當別論。 十年前，印度加爾各答天主教會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逝世。她在那裏為痲瘋病人、貧民、賤民和孤兒鞠躬盡瘁了大半生。 她逝世後不久，就被羅馬教廷列為‘聖品’，進入‘封聖’程序，目前已通過了‘beautification’, 被尊稱為真福德蘭(台譯德蕾莎)Blessed Teresa, 往後一旦顯現了教廷認為足夠的‘聖蹟’，就會正式成為天主教聖人，尊稱為加爾各答的聖德蘭Saint Teresa of Calcutta (Kolkata)了。 到那時候，中國的天主教徒，就會多了一位值得效法的聖人。
當然，要像印度城市街角上整天坐著，蓬頭垢面，赤腳裸身，給人祝福，索取盧比，而美元也不拒絕，但少給就有可能開罵的，也叫‘聖人’的‘聖人’，又屬另類。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【聖人】條的解釋有二： 1.舊時指品格最高尚、智慧最高超的人物，如孔子自漢朝以後被歷代帝王推崇為聖人。 2.封建時代臣子對君主的尊稱。
在今天，在現代漢語的觀念裏，管王力先生叫個聖人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，該都不算很合適，儘管他是一位絕頂聰慧，對社會、文化有很大貢獻的語言學家，儘管他收過驚人的版稅，住過北大別墅區，能說七種語言。

五千年來，除了帝堯、帝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周公旦，中國就只有一位盡人皆知的聖人。 那就是畢生沒收版稅一個子，沒住別墅半個區，沒學語言七大種的孔夫子。 孔夫子編篡、修訂、寫作的典籍，也曾被稱為聖經。 從前，到孔聖人畫像前得叩拜，甚至上香，讀聖經要正襟危坐，畢恭畢敬。 今天一般指耶穌誕辰的聖誕，原來就是指的孔子誕辰，現今奉儒道為宗教者仍用此義。
然而，孔子的聖人稱號，並非來自他當時的學生，也非來自歷代缺乏教育的一般老百姓，或者飽讀詩書的讀書人的尊奉，而是正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釋義所說，“被歷代帝王推崇”所致。
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。 但孔子被漢朝皇帝首度追封，卻在武帝之後，而且僅至公、侯的爵位。 到了唐朝，玄宗追封他為‘文宣王’。 宋真宗時升格為‘至聖文宣王’。 到了元朝，再升一級，蒙古皇帝鐵穆爾竟然追封他為‘大成至聖文宣王’。 到了滿清皇朝，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就更進一步，賜他‘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’的封號。 大抵孔子的‘聖’，在皇帝眼裏，已然遠遠超越了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和周公，而達到了千古的極至，正所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了。
雖然托孔子的洪福，弟子顏回被尊為‘復聖’、曾子為‘宗聖’、孫子子思為‘述聖’、子思門人的學生孟子為‘亞聖’，但似乎都只是徒具虛名而已，實際上沒有‘聖’到哪裏去。 至於文學範疇裏詩聖杜甫的‘聖’，似乎和詩仙李白的‘仙’不相伯仲，乾脆夠不到至聖、亞聖一類‘聖’的範疇了。 而和‘詩聖’層次相若的‘聖’，據說還有‘武聖’、‘書聖’、‘畫聖’、‘茶聖’、‘酒聖’、‘藥聖’等等，真要這麼‘聖’下去，恐怕‘聖’之不盡，而至於‘濫聖’了呢。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孔子‘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’的封號，由於被捧得太高、太玄，被竊用得太濫、太謬，以至成了暴君酷吏欺壓平民百姓、殘父暴夫控制子女妻媳的神祇偶像，曾幾何時，竟被激進學者、革命分子和熱血青年錯認作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，給假借虎威的狐狸當上了替罪羊，而被無辜打倒，無理批鬥，歷時竟達六十年。
不過，如今孔子早已恢復名譽，一年四季，又在廟裏廟外受祭享供了。 本文初稿的那年秋天，曲阜孔廟迎來一群韓國女大學生，穿戴周代服飾，獻古舞以致祭祀。
證諸孔子的言行錄《論語》(雖則述而不作)、北方韻文總集《詩》(雖則有所芟刈)、編年魯國歷史《春秋》(雖則意含主觀褒貶)，孔子確堪被尊為聖人、萬世師表，而且也肯定是一位對華夏政治文化有偉大貢獻，亙古無匹的學者。 只要翻閱《論語》，把它讀明白了，必然深受感動，肅然起敬！
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、社會體制、文化、教育型態的一座座大山之下，把孔子尊為不可超越的‘至聖’，也就等於給一切可能的社會發展寫上句號，等於給予封建統治階級以實施愚民政策的大便利了。
我猜想，這也正是為什麼咱們遠在春秋時代，已經出了像孔子這樣一位偉大先進的教育家，連顏回那麼窮的年輕人都有上學的機會，而兩千多年後的今天，咱們竟還有讀不上書的孩子！
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在孔子的年代稱為‘君子’ ——也就是‘有德者’，孔子拿來和沒受教育，未讀詩書，不識禮樂的‘小人’——也就是‘無德者’ ——對舉。 《論語》裏就有“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”之歎。 雖說孔子有教無類，畢竟那時候，赤貧如顏回者，大抵就跟咱們今天山區農村裏，普遍營養不良的兒童沒有兩樣，銀子固然拿不出來了，要在緊絀的食用裏，攢下幾塊乾豬肉，當個學費交上去，怕也並不容易。 因此，要接受教育，成為‘君子’，對窮家子而言，談何容易！

兩千五百多年來，中國的教育無疑有所發展，畢竟走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征途嘛，哪能原地踏步！ 但發展卻是可恥的緩慢。 進步最神速的，不在教育本身，卻在它的一個附屬部分：科舉考試制度！ 中國封建皇朝的科舉制度，層級分明，實施嚴格。 可是因為沒有像樣的教育制度，和合理的教育方針和理想去配合，從來就拔擢不出真正有能之士。 雖則如此，那精心設計的考試方式，卻足以挑選擅長模仿、迎合上意、從不功高蓋主的庸才。 這些庸才，庸固是庸，卻畢竟是才，是可用之才，尤其為聖君明主充當聽話的忠臣，就再合適不過了。 倘若滿朝文武，盡皆超越天子的精英，皇上的睿智聖明豈不白搭！ 怎麼還能叫個‘聖上’！ 偶爾‘聖上’竟是個倒行逆施的昏君，庸才正堪做其貪汙腐敗的佞臣了。
由於教育沒有得到與時俱進的應有發展，選賢舉能又從未在又偏又狹、不公不義的科舉考試制度之下實現，宋朝以來，整體社會發展有如逆水行舟，不進而退，一代差似一代。 到了清朝末葉，竟至於大大落在了西方世界的後頭，為我長發其祥的偉大中華，在列強的覬覦下，寫成了一頁又一頁的喪權辱國百年史！

近代教育的具體概念，大抵要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，從東洋輸入‘教育’ 一詞，才開始在中國漸漸為讀洋書的人們所知。 此詞源出《孟子˙盡心》：“君子有三樂…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” 日本人擷以翻譯西文的education一詞，大大擴充了原詞詞義。
說到中國的教育，絕對不能不提的，就是中國兩所最早的大學：其一是‘憶文’作者的母校北京大學，另一所就是清華大學。

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成立於1898年，比開羅大學晚約1,000年，比牛津大學晚約700年，比東京大學晚約20年。 戊戌變法，光緒皇帝大抵從東洋回來的留學生那裏學懂了教育應為何物，於是要廢除科舉，興辦學校，任命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學大臣，籌辦大學堂，詔准了梁啟超起草的《京師大學堂章程》。 大學堂的創校宗旨是：‘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，中西並用，觀其會通，無得偏廢’。 創校時首任總教習(相當於今天的校長)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. 可是戊戌維新不敵守舊勢利，僅歷百日而失敗，梁啟超倉皇逃出國外。 慈禧太后也許因為害怕列強不滿，魔掌不敢盡伸，對大學堂網開一面，總算沒有查辦，但改任張百熙為總教習。 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民國建元，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改稱北京大學，嚴復為校長。

中國的第二所大學是清華大學，它的前身是清華學堂，是辛丑條約的國恥副產品。 當時清廷腐敗無能，不斷受到列強的欺侮。 1900年庚子，號稱‘刀槍不入’的義和團闖進帝都，砸了各國公使館，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，搶掠燒毀皇家的圓明園。 清廷被迫於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，賠償給十四個受損的國家。 其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任內(Theodore Roosevelt)，於1909年開始退還庚子賠款的未付餘額10,785,286.12元，並指定用作開辦學校，和派遣赴美留學生。 清廷於是專設‘遊美學務處’，修建‘肄業館’，作為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。 學校於1911年竣工啟用時改稱清華學堂，因校址原為惇親王的賜園‘清華園’。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，改叫清華學校，1928年升格易名為清華大學。

中國的正規高等教育發展了那麼一個世紀，目前還只能在捉襟見肘的窘境裏緩慢地摸索前進。 它的特點，除了貫徹精英主義，就是逕向唯經濟主義傾斜。 今天，在貧富懸殊越演越烈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，人們盲目迷信學歷、文憑，因而到處學廠、學店林立的中國社會，竟有不少家裏太窮的女大學生，因為要掙扎向上，‘讀書致富’，而當上三陪小姐，掙錢交付昂貴的學費，並且趕上城市突飛猛進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！
前幾年，更有所謂的藝術學校，把女學生送到外省的夜總會去當陪酒女郎，還美其名為畢業實習。 那個所謂的校長在電視台記者面前，竟然恬不知恥，振振有詞，說什麼社會就是一個大染缸，女學生早晚都得出去親身體驗，晚一點不如早一點，云云！
至於僅僅9年的義務教育，前幾年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曾說，要‘力爭2008年達到百分之一百的普及率’。 明年就是2008年，能不能達到目標，看來哪位精英領導都說不準。
中國的教育，包括高等教育，有一個政治使命，就是要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，培養革命接班人。 可是在運營上，這高調卻再也唱不響了，實際上和封建時代的‘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’，‘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’的功利主義思想，仍然藕斷絲連，一脈相承，依舊擺脫不了實用主義低階理念的桎梏。 有的地方沒有大學，要籌款辦一所，如非高檔騙局，就不倫不類地說什麼‘今天教育，明天經濟’！ 有的農村分得捐款，盜竊挪用之餘，蓋了小學校，為了鼓勵農民讓孩子入學，還只能喊著‘讀書致富’的宣傳口號。
在精英主義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下，教育實踐跟普及教育的原則理念背道而馳。 這當然也能夠透過極度的競爭，一如科舉時代的所謂‘文戰’，有效地篩選、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專業精英、考試‘狀元’，源源不絕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注入新血。
這些暫未形成或組成階級的專業精英、考試‘狀元’，因為享受著人們普遍對希罕的知識分子及其文憑的肯定，以至崇拜、迷信，乾脆早就自命為新生‘貴族’了。 既然在皇朝覆滅將近百年以後，還要自命為‘貴族’、‘狀元’，那就不可能不自覺優越，不自視高人一等了。

‘憶文’的第六節裏，作者記述了“有個東北來的新生…毫無北大學生那種與生俱來的狷傲”。 這也就是說，北大學生都有“與生俱來的狷傲”！
由於教育資源匱乏，考試淘汰制度非常嚴酷，能脫穎而出的‘精英’，經過幾年黌宇現實的薰陶，偶而還跟權貴公子攀個哥們，直接間接感受到了權力的無比誘惑，於是理所當然地形成牢固的人以等分價值觀。
那些由考試‘狀元’出身的‘跳階’貴族，因為個人能力得到過分的肯定、迷信，個體等級意識特別亢進。 就是同朝為精英，也要從學府的排名、專業的高低、家族的貴賤、財富的多寡來評比一番。 不那樣，就是平均主義！
這裏所說的個體等級意識，衍生自動物的繁殖本能，是賴以傳宗接代的種群繁殖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。 它是具有發達的大腦，有觀察學習能力的群居性哺乳動物的一個特徵，尤其在靈長類的複雜群體關係裏得到高度發展。 它也是個體和種群的自然選擇機制之一。 在人類高度制度化的競爭環境裏，它一方面得到鞏固，一方面受到抑制。
從西方文明發展出來的教育理念，主張向教育對象從小灌輸正義平等價值觀，正是要抑制、平衡這些雖然有理，卻又無情的自然選擇機制；疏導由它衍生的人際矛盾，舒緩競爭的激化；削弱它在人類行為上的支配作用，減少赤裸裸的弱肉強食自然現象；以免釀成人為的社會災難。
而精英教育，卻恰恰反其道而行，名正言順地，對這種動物本能起到了肯定、鞏固、矯飾、擴大的作用。 精英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考試‘狀元’，自然而然地，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在群體之中的優越地位，分分秒秒不忘去拿別人來和自己評比(sizing up), 好確定自己的位置：誰在自己之下，比自己低幾等？誰又在自己之上，比自己高幾級？ 因為身為受過精英教育的‘狀元’，主觀評比的結果，理所當然地，把大多數人都給比下去了，因此不免沾沾自喜、洋洋得意，越評越過癮，每比輒飄然。
‘憶文’第五節的一段記敘：“駱一禾的詩我沒有一首喜歡，但我仍然著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”，“仔細端詳駱一禾”，就是這種主觀自覺評比的一些形式，也是好奇心的誘發媒之一；也就是說，假如沒有源自male rivalry的本能sizing up, 對這位詩人駱一禾，作者多半是會不屑一顧的。
群居性哺乳動物的個體等級意識，在強者一方，往往還有另外一面看似相反的表現，就是甘於一時的降服，順從更強者。 這無他，就是為的明哲保身，不作無謂犧牲；伺機再起，爭取繁殖機會。這是源自所謂‘爬蟲腦’的一種類智慧求生本能。
‘憶文’裏說的‘參拜長者’，‘除了畢恭畢敬之外，別無選擇’，固是中國儒家傳統尊師重道的一件外衣，而做成這外衣的料子，就正是求生本能。 敢仿效洋人的輕恭薄敬者，學業成績沒準就會被無故打折了！這犯不著哇。
另外，由於精英主義高等教育是教育金字塔的尖頂，頂上精英為數不多，新生‘貴族’們往往會有鶴立雞群，一覽眾山小之概，在獨倡文戰，不尚武爭，物競天擇潛在化，才能型態單一化的太平盛世，考試精英們鄙視弱者的時候多，順從強者的求生本能卻少有浮現的機會了。 因此，偶爾眼前出現一個讓精英們評斷為遠比自己強，以至於心悅誠服的‘高大形象’，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驚為天人，乃至五體投地，頂禮膜拜，其謙卑服從的程度，比起那些沒受多少教育的一般小百姓，往往還會有過之，無不及。 這是因為精英們自視既高，自覺是罕有的優越貴族個體，如今竟爾遇上比自己更勝一籌，罕有十倍的精英中之精英！ 難免百倍感動，千倍臣服！ 這是寫在了遺傳基因裏的生存、繁殖秘笈。
作者的敬拜幾位‘先聖’，我看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。 至於他在文章第八節裏憶述的那位死前“朝泥身土偶行跪拜大禮”的女同學，就更進一步，把自己的卑微，毫無保留地，呈獻在莫能逾越，無可捉摸的，超然於血肉精神、生老病死之外的神祇佛陀的壇前座側了。

說到美學大師朱光潛，作者在第二節裏寫道：“但我無論如何無法接受，那位寫過鴻篇巨著的朱光潛，怎麽會是如此矮小的老人。他中西合璧，學富五車，身高卻只有150公分！”
這樣的品人標準，正是群居性哺乳動物個體等級意識，和現代智人的高階價值觀這兩者天衣無縫的結合。
在靈長類動物的族群裏，比如說，和人類有百分之九十八相同基因的非洲大猩猩吧，牠們並沒有發展出來‘中西合璧、學富五車’等優越形式，因此，體型的大小、勇氣和體力的強弱，幾乎就是優越與否的全部標準了。 身材瘦小，自然就是軟弱無能的表徵！ 這也正是何以姑娘都傾向喜歡身材高大的小夥，而人們看到瘦小的當權者，就會暗地裏竊笑，否定他的能力，甚至會說：‘望之不似人君，彼可取而代也’。 一個矮墩墩的演員，大抵難有扮演大將軍的機會。
在複雜的現代人類社會，自然本能和物競天擇、弱肉強食的自然選擇機制，因為受到文化的干預，往往會有反自然的現象。 教育內容裏的正義平等、婚姻法裏的一夫一妻，固屬反自然現象；國家民族偶爾冒出一個矮小的偉大領導人，也是反自然現象。 教育搞得越好，教育理念、內容越先進開明，反自然現象也就越多，甚至會變成了常規，就連殘疾人都不會受到任何歧視。

另外順便一提，文章作者畢業於中國歷史最悠久，最菁英薈萃的名牌大學——北京大學的中文系，可他的文章，卻還是有一些念過中文系的人不該有的錯誤：
1) 第4節第3段：“王先生闔然長逝時，恰是他發表長壽宏論的第二年”的‘闔’字誤，‘恰是’大概用得不合適。 ‘溘’誤作‘闔’。闔音合。溘音客，突然的意思。 也許可以簡單地說，‘王先生溘然長逝，是他發表長壽宏論的第二年。’ 要是這第二年可以說‘恰是’，那麼第三年、第四年也可以，這‘恰’字就要變得毫無意義。 如果是第二天，或者同一年，又或者是第二年的同一天，用‘恰’字就不錯。
2) 第5節第3段：“…已出現嚴重的精神障礙，他完全置身於幻象之中”，‘置身’是意識清醒狀態下的自主行為，精神有毛病的人身處幻象之中，是認知不正常，身不由己的病態被動行為。 這裏不宜說“置身於…”，也許可以改用‘活在…’。
3) 第6節第1段：“不恥下問”在這裏應是用錯了。 所謂‘下問’，是指的向地位比自己低下，知識比自己淺薄的人討教。 新生向‘老生’前輩請教，不能說是‘下問’。
4) 第6節第3段：“…一位同學在成都與歹徒搏鬥，遇刺身亡”，這無疑是望文生義。 ‘遇刺’不是說的被利器所刺，而是政治人物之類遭到政治暗殺的意思。 要是一個普通人，被埋伏在陰暗角落裏的仇人，或是仇人僱用的兇手跳出來用尖刀捅死了，也不能叫遇刺。 大人物被匪徒劫殺，也不能叫遇刺。 此詞的詞義非常狹窄，不能隨意引申活用。 這裏的‘遇刺身亡’，改說‘遭到刺殺’就好。
5) 第8節第3段：“集散地”在這裏‘引申活用’，似應加上引號，明示並非不懂原義。
6) 同段：“竟從一個胖子，變成了窈窕女子”，‘窈窕’應是‘苗條’之誤。 ‘窈窕’是形容女子整體地美好，這包括了氣質神韻、容儀體態、服飾穿戴等等，而非單指體型纖瘦。《詩˙關雎》裏的窈窕淑女，不是說的這好女子身材苗條。
7) 第8節第4段：“日子因爲富裕開始顛沛流離”，‘顛沛’是生活艱苦、窮困的意思，和富裕的詞義恰恰相反。
8) 同段：“同學親情”，‘親情’有固定而狹窄的詞義，不能用在同學之間，同學只能說友情。 同學之間可以相親相愛，甚至可以發生愛情，但不可能產生親情。
9) 同段：“正是事業上拼命的季節”，把‘季節’引申，用在沒有更替，不會循環的事物似不合適。
10) 第8節末段：“上桌”，這短語說的好像是一盤小菜，用以指人似不合適。莫非這是個北京流行的口語詞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