聖門奇恥、黌宇隱患

前不久，有個從內地過來旅遊的女孩，違規在香港的列車上吃麵條，一個本地鹵男看不下去了，立馬見義勇為，橫加粗暴干涉，但卻為之已甚，全無分寸，不知進退，最終毫無必要地跟這女孩的母親對罵起來。過程之中，再荒謬不過的是：那個內地婦女說全國通用的普通話，這個本地鹵男竟然只能以廣東話應對！

有人把罵戰的短片上傳到網上。首都有個姓孔的看了，在他的網絡電視節目「孔和尚有話說」中，就此事作「評論」，「論」得入型入格，上綱上線。

這個「北僧」說：「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「就是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，到現在都是狗」；「香港現在回歸了，人心並沒有完全回歸，還有很多殖民主義留下的狗崽子，他在殖民主義者面前是狗，在內地同胞面前忽然覺得自己是狼」！

在短短不過六分餘鐘的「評論」裏，所用修辭堪稱漢語絕活，又是「走狗」、「王八蛋」，又是「西崽」、「二鬼子」、「狗崽子」，還有「一個字：賤」！並且添上一句辱娘國罵：「用北京人的話說就他媽欠抽」！鄙夷仇視之情，大抵無以復加了。

乍睹如此一灘惡唚，似應出自一個缺乏教養、人格低劣、心理失衡、思想狹隘、極端偏激的精神病號的磣口。可此「北僧」卻非一般無賴潑皮，據說卻是一員聖裔孔孫、共產黨員、北京大學「中文系教授」！

北京大學出此無禮罵街的「中文系教授」，倘使偉大教育家孔子在天有靈，或會說：「吾不欲觀之矣」！

竊以為，我國高等教育領域，至今未能解除意識形態的管控，教學人員失去充分的思想、言論自主，難免感到苦悶、無聊，有些人於是尋求在「臨界」點上發洩發洩，就像小男童愛說屎、尿、屁、雞雞、屁股之類，說時注目大人的表情反應，然後自己哈哈大笑一通。

這樣的心態，不過就是要迴避致罰的大禁忌，突破無傷大雅的小禁忌，以紓緩苦悶、無聊，為求精神上爽它一爽罷了。小男孩為之，是謂幼稚，大「和尚」如此，則定必有病了。

不過話得說回來，就事論事，這個以口磣聞名天下的聖裔孔孫、共產黨員、北京大學「中文系教授」對「很多香港人」的描述，形式上雖屬惡性胡唚，內容卻非全無客觀事實依據。無疑很有那麼一些香港人，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「在內地人面前揚眉吐氣」，這都是真的。

「在內地人面前揚眉吐氣」固屬醜陋、愚昧、可惡、可鄙，但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就沒什麼好批評的了，更無須以穢唚、謾罵的方式出之。

這個磣口孔孫該思考一下，何以我大中華，悠悠文明了五千載，香港讓那小不點的英國佔領才不過150多年，卻能「拿着鞭子」豢養出來那麼些回歸十幾年之後，仍然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的中國人？香港和祖國唇齒相依，而人家英國卻在萬里之外，是人家英國殖民者還「拿着鞭子」，把這個孫子「很多」可鄙的同胞們一個個「生生給抽老實」了，以至於「老實」得居然不認祖了，卻去認了一大堆「日本爹、美國爹」！？

這個孫子的先祖如若真的是孔子，那麼就該不能不知道，孔子的先世本是宋人，為逃內亂到了魯國，從此也就做了魯國人，顯然也不再認為自己是宋國人了。那又有什麼了？難道要罵孔子的老祖逃出國門，去認了個魯國「爹」，卻不反躬自問，何以人家不認你這個宋國「爹」？

還沒完呢，到了元朝、清朝，這個孫子的先祖代代承受異族帝蔭不輟，也沒個什麼聖裔教授要跳出來罵自己的祖宗給外族當「走狗」，協助維持萬惡的封建制度，加害於本族老百姓。

再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，這黨雖叫中國共產黨，宗師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等卻是德國人、蘇聯人；並且中國共產黨還狠狠批判了孔子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差點沒把曲阜孔林裏的孔子墓都給挖了，而這個孔孫竟然入了黨！可也沒個什麼聖裔教授要跳出來罵他，數落他認了個什麼德國「爹」、俄國「爹」。

話再說回來，開頭提到的那個始作俑者，也就是那個「見義勇為」的本地鹵男，他的素質確實很低，大抵比很多很多年前、創造「阿燦」的那個電視孬編導還要低，以至於低到了連我這個野人都認為可恥可悲而不可笑的地步，好比說就像這個孔孫尊敬的魯迅先生、他筆下的那個可憐的阿Q, 就懂得不放過比他弱小的小D，並且還糊里糊塗就參加「革命」，一馬當先做好漢去了！

可是對這麼一個鹵男，你能求全責備嗎？

我說，只能歸咎他所受過的劣質教育，只能歸咎於他的祖國無道，沒有把他保護好，以至於讓人家英國殖民者有機可乘，在香港就地把他給「狗」化了，並且糊弄他，讓他「在內地同胞面前忽然覺得自己是狼」，叫他長出一副跟這個孫子不相伯仲、異曲同工的醜惡嘴臉。

可你見過人家日本國有這號素質的國民，人家英格蘭有這號素質的國民嗎？

這號人嘛，幾乎可以肯定，非但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甚至恥為中國人。歧視、瞧不起內地同胞，尤其是同樣地缺乏教育、因而素質不高的同胞，卻是他們的心理常態，否則無以平衡。

然而，正因為這種人素質差劣，他做錯了，也不會懂得反思，把錯誤檢討出來，從而改過。跟他講理，告訴他應該嚴以責己，寬以待人，並且要有平等思想，不能歧視內地同胞，他大概也學不來。

這個孫子貶之為「狗」，似是當頭棒喝，讓這號人知所收斂了！我說，非唯不管用，抑且物傷其類，撩起這號鹵男們的腎上腺髓質，致使亢奮，惡劣行為只會越發變本加厲！

有這款嘴臉的這個孫子的那股唚勁，肯定無助改善惡局，那只不過是狗咬狗，一嘴毛罷了，徒然弄得病毒播散，遺害無窮！

如此「中文系教授」，我說真是聖門奇恥、黌宇隱患！

且看近日網上的有關網文，客觀、平和地分析、評論事件的固然不少，更多的卻是狂亂的互吠。此後陸港兩地，這種低素質同胞之間的矛盾、相互歧視，難免因而越發加深、加劇。陸港教育當局，和素質尚有提高空間的教育從業人員們，不應袖手旁觀了吧！有些個別的「人之患」是爛得沒救了，好的們須加油！

《論語․述而》有這麼一句：「子釣而不綱」。說的孔子只會一尾一尾的釣魚，而不用大網去捕撈，一網打盡。用新中國的革命語言，也就叫個「團結大多數，打擊一小撮」吧。

盤據於中國最高學府裏，聞說混得很不錯的這個聖裔孔孫「中文系教授」，或可重讀孔夫子的書，聽孔夫子的話，照孔夫子的教導論事。何妨暫且放下革命的刺刀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再決定是否必須把那些不幸跟阿Q一般素質的「狗崽子」們一刺刀捅死？

哎喲，還有幾句：慚愧了，我這野人也忒不幸，既沒上過北京大學中文系，也不會唚，更不會吠，素質或比「狗崽子」們更次一等，若能攀附一下，允許對號入座，姑且算入「很多香港人」之列，也就不枉此生學來幾個漢字，懂得去讀《論語》和魯迅了。

聖門竟出這種孔孫，北大能藏這號「中文系教授」，則我一介野人，當一條不吠自己同胞的香港「狗崽子」，大可以恬不知恥了！

紀念季公羨林，試談「十年浩劫」

中國老一輩學者季公羨林日前逝世，昨天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了遺體告別式。

季公最該為人景仰的事，竊以為，是他身為共產黨員，身在國內，卻毅然寫出了《牛棚雜憶》，把個人經歷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的悲慘遭遇，樸實地告訴了世人。 讓人們都看到了，在某些社會、政治條件之下，人性的墮落，人的悖逆人道，可以淪於怎樣一個可笑、可怖、可恥、可悲的境地。

這幾天又讀了一些季公的文章，對這位身心雖遭殘害，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熬過「十年浩劫」的老學者，敬意不禁又增幾分。

季公生前要求辭謝人們加在他頭上的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學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「桂冠」，好歸於真正的自由。

其實，「桂冠」這玩意，一如外號，自己是摘不掉的；因為不管本人願意不願意、承認不承認、答應不答應，別人倘要接著那樣「獻冠」下去，本人大抵也沒什麼轍。 面稱時，固然可以扭過頭去不答應，顧左右而言他。 但在本人不在場時用作背稱，本人就無從過問了。 因此，季公這「大師」、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桂冠，實則無法有效摘除，以至還被愛戴他的人，「擅用」於告別式的輓聯中：

文望起齊魯通華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
德譽貽天地辭大師辭泰斗辭國寶大名無名性存淡泊歸未名

輓聯中雖有「辭」字，實際卻是辭不掉了。 這些「桂冠」，大抵也只能隨中華文化和黨國歷史的永存，讓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，被動地、無可奈何地戴下去，戴到天荒地老了。

對泱泱大中華而言，季公的獲獻三頂「桂冠」，顯示的其實並非全然正面的意義。 從其中一個角度看，這說明了中國文化人才匱乏，非常嚴重。 倘若中國滿地盡是大師、泰斗、國寶；也就是說，率土之濱，到處都有像季公這樣的人才，那麼季公頭上被動戴上的，當然再無所謂「桂冠」，他也就不必苦心孤詣，要著意為文，鄭重懇求「摘帽」了。

可惜的是，中國雖大，國土約為季公昔日留學的德國的27倍，人口約當16比1, 差距不為不大。 可是在這偌大的中國，像季公這樣的學者，比例上僅屬寥寥，可謂鳳毛麟角、碩果僅存，可能要比德國黑森林裏的野貓，和四川臥龍保護區裏的四足「國寶」，還要稀罕。

今天，學者作為一個籠統的職業類屬，在季公曾經留學的德國，大抵並不罕見，因而無大異於普通人；但在中國，由於教育事業起步晚近，「發展遲緩」，又多遭政治干擾和摧殘，學者因此成了珍稀物種，每每受到過度的景仰和崇拜，而成為「學術寄生物」的攀附對象。 學者一旦在學術界獲得尊崇，近處也就必然出現畢恭畢敬、唯唯諾諾、馴貼殷勤、巧言令色的晚輩。 這種晚輩，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描寫得很清楚了，俾逢因緣際會，他能一夜變色。

由於所受教育質量不高，這種「變色龍」不一定都能洞悉自己的本性和異能，因而不會感到半點噁心或羞慚；捫心自省，只會自覺忠心耿耿；一旦要變起色來，必當理直氣壯、義無反顧。 只要主上不仁，欽賜時機，就算對象老弱病殘，為了一己之私，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大義棄師，把該揪出來的還揪出來，把該迫害的還予殘酷迫害，絲毫不會手軟。

莫非這也是季公要卸掉百年「樹冠」的原因之一？為的好讓這類「學術寄生物」，再也無從攀援。

季公在他的文章裏把中國人(似乎單指漢人)和德意志人民比較，他說：「德國人民……爲人正直，淳樸，個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。在政治上，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。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絕大多數。」

我看不見得。 德國人那種老實，恐怕是超脫於世故之外的老實，略可謂之反璞歸真。 這是因為德意志人民在近代所經歷的種種社會鬥爭，要比中國普羅漢人的豐富得多。 中國漢人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二十年，也就是文革時期，大部分還只屬文盲的農民階級，只知道天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 而「工人階級」、知識分子，也大都新近來自農民家庭。

季公又在另一篇回憶他留學德國的文章裏說，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姑娘對他說，如果能為希特勒生孩子，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。

這一切，顯而易見，都是教育的結果。 在納粹主義的教育下，為數不過六七千萬的德意志人民接受了服從領袖、不容懷疑的愛國、愛黨價值觀，一生一世，忠貞不渝。

德國的國運到了季公留學期間的「第三帝國」時期，已然經歷過了不少次的社會變革，當時的德意志人民，肯定要比三四十年以後才懂得「全民大煉鋼」、「畝產萬斤糧」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素質高出許多，政治意識也肯定遠較成熟和世故。

另外，早在卡爾˙馬克思要鬧革命的年代，德國社會的階級構成，已然大異於中國；像一個世紀以後的中國農民那樣，困厄於絕境的老百姓，大抵在當時的德國，比例並不夠多，因而形不成革命氣候和力量。

馬克思參與了沒有成功的「資產階級革命」，因而被逐出普魯士，流落倫敦。 他要讓共產主義在德國實現的理想，反倒有賴納粹頭子希特勒「間接」地、「局部」地替他做到了。 可是100多年之後，馬克思卻成了中國的一尊「神明」。 這尊新造「神明」非同小可，祂雖不承香火，也不受跪拜，卻叫滿臉油煙的孔聖人、太上老君、佛祖和關聖帝君都一一瞠乎其後；褻瀆祂，罪屬反革命，可處死刑，刑前可受殘虐。

儘管在第三帝國時期，獨裁者希特勒瘋魔全國，但作為統一的內在精神砥柱，德意志民族信奉了十幾個世紀的羅馬基督教(天主教)，和馬丁路德創立的，其時已有400多年歷史的抗羅宗基督新教，仍然暗中有效。 《新約聖經》裏所描述的耶穌，作為入世而不惜為信徒勇敢犧牲的教主，生前言行一致地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，這在規範信徒的行為上，要遠比中國傳統信仰的「菩提本無樹」，或者「丹成上九天」之類，能起的現實正面意義要大得多了。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把一切宗教不加區分地貶為「精神鴉片」，無疑是極端的偏頗。

德國得益於產業革命的種種成果，在季公所處的「第三帝國時期」，基本已經相當發達，這時只有侵略他國的條件，卻無民族內鬥的誘因。 而失去國土的猶太人適逢其會，作為異族和異教徒，又被認為出賣耶穌，如今掌握德國的經濟命脈，引來妒恨，於是不幸成了希特勒及其信徒要殘酷屠殺的對象。

中國的國運可不一樣，它的社會階級分化嚴重，農民和上層社會之間的階級差距有逾天壤。 原來只有一個孔夫子，像個教主般，跨階級地坐鎮人們心坎之龕，辛亥革命之後，改朝換代，皇帝退位了，卻出不來一個能夠「安內攘外」的領袖，接著來了五四運動，乾脆把孔聖人的文宣王都給廢掉了。 這時正在極度苦難之中的數億農民，和農民之外的各個社會階級，都惶惶然不可以終日，頓成無主孤魂，亟需一個能代替皇帝的領袖，以為信靠、膜拜的對象。 這是人類歷經數十萬年的進化，而寫在了基因裏頭的，對神祇、領袖崇拜的本能。

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大漢民族正好孕育出來一個亙古未見、出類拔萃的群眾領袖、革命精英，他就是毛澤東！毛氏把那什麼秦皇、漢武、唐宗、宋祖，一概不放在眼內，還取笑成吉思汗，「只識彎弓射大鵰」，熟知《三國演義》和《水滸傳》的普羅大眾正需要這樣一個英雄給大家當領袖，「真命天子」於是順理成章地成就了大業！

有那樣的一個一黨專政的共和國，有那樣的一個「只爭朝夕」的最高領袖，有那樣的一批野心勃勃、忠心耿耿的追隨者，有那樣的素質太不高而碩大無朋的民族，於是「社會主義新中國」的一連串政治運動、派系鬥爭，就理所當然地彼落此起了。 政治運動多了，左傾右傾習慣了，人們接受了派系鬥爭的洗禮，其本領也就越來越高強，手段就越來越巧妙，靈魂也隨之越來越墮落，國運終於迎來了成熟的歷史時機，醞釀出來了一個驚天地、泣鬼神，亙古未見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。 「文革」癌潰疽爛之後，貶稱「十年浩劫」。

有人說，歷史是會不斷重演的。這種說法似是而非。 人們看著歷史事件似曾相識，類比之下，型態、性質相似罷了。可是型態、性質相近的歷史事件，在當局者來說，在適逢其會者來說，往往看不出有什麼關聯、暗示，而形不成有效的警惕作用。 「十年浩劫」過去了，它絕對不會重來，但是只要國民素質保持長久不高，國家政治保持長久不開明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連「所見略同的英雄」們也不可預見的時機一旦成熟，別樣的不可思議的浩劫，還是有可能發生的。

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國民素質。 國民的素質不高，而有龐大的黨派，而又有「派性」，危險就存在了。

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提到了人的「派性」。 「派性」也好，「黨性」也好，其實都來自「群性」，就是集體意識，是人類共有的通性。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部落、社會、民族、國家、聯邦。有了這些，族群就能有效繁衍。 可是，人類個體除了有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，他還會有個性。個性和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之間要取得平衡，在必須取捨的關鍵時刻，懂得以良知為準則，判辨是非，定奪何去何從。 這，就是正義、平衡的教育之道。 失衡而不正義的教育，往往要試圖滅絕個性。 這種逆天而行的試圖，雖然永遠不可能實現，但在枉費心機的過程中，卻必定造成黨國、民族的大災劫。

正義、平衡的教育，不應是教條的強掗，不僅是知識的灌飼，不只是悉心培育一批實用的精英接班人，更不能只為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。

教育，是要培養天性狡黠、愛欲貪婪的人，讓他們學懂運用文明的手段達到私心的目的，而不必貪贓枉法，作姦犯科：貪財的可以從容不迫地撈得鉅財，戀色的可以溫文爾雅地漁得絕色；不必鋌而走險，淪落草莽，為梟作寇，擄掠姦殺。 讓他們學懂狡黠、貪婪雖為本性，而自尊、自重亦當存乎良知；學懂不必變態為邪魔、饕餮，學懂尊重善良、老實的人們的「和平共生權」，而不把對方視作獵物、草芥，予以捕殺、蹂躪。

教育，也要培育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們，讓他們學會看透狡黠、貪婪的人的假面、聽懂他們的謊言、讀通他們的私心、悟出他們的計謀。

現在人們都知道，自然界的生態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的「生態」也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如果光有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，而沒有狡黠、貪婪的人，它的社會「生態」就要失去平衡，發展就難以持續和進步。

但是，失衡而質量低的教育，能配合落後的社會現實，把狡黠、貪婪的人武裝成為假面、謊言專家，助他們把包藏私心、完善計謀的伎倆，鍛煉嫻熟；卻同時把善良、老實的人培養成膽小怕事、懦弱無能，把平庸、戇直的人捏塑成愚昧無知、冥頑不靈。 倘若人民普遍有這樣的素質，社會就要時刻處於人禍的邊緣上了。 而人禍，往往比天災慘烈；有些天災，又可因人禍而生。

謹以此文紀念季公羨林。

從學者教育家季公羨林辭世談到中國人民素質

上星期六，中國的學術界痛失了兩位碩果僅存、學富五車的老一輩學者教育家，一位是哲學、世界宗教、佛學和儒學學者任繼愈，另一位是古文字、古史、佛史學學者季羨林。兩位人瑞學者都於同一天在北京病逝，時間相距僅約四小時。

季公羨林生於1911年，也就是辛亥年。就差那麼一點就活上100歲，也就到了辛亥革命100週年了。

季公早年留學德國，獲哥廷根大學 Georg-August-Universität Göttingen 哲學博士學位，一生從事學術研究，範疇很廣，包括：佛教梵文、巴利文、印度古代文學、新疆古代吐火羅文、德國文學、佛教史、唐史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等。 博學者，斯之謂也歟！

季公出生在那個山河破碎年代的農民家庭，而能有這樣非凡的學術成就，晚年被譽為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學術泰斗」、「國寶」，當可謂之學術界的異數。

文革期間，季公身為北京大學教授、共產黨員，當然不能逃過這順天時、應國運、彰人性的「國家級」慘烈大迫害。他度過了生不如死的「十年浩劫」，「在自絕於人民的邊緣上」懸崖勒馬而倖免於難。 1978北京大學劫後復課，季公倖存復出，此後再無政治風浪，淡薄坦蕩地度過了煥發華彩的學術三十年。

我是中國人，大師也是中國人，可大師的學養之於我的無知，相去何止億兆光年！ 竊立季公門牆之外，雖望其門縫、牆隙，究竟何者為門縫、何處是牆隙，我大抵不能辨識。 既如是，本該沒有什麼資格說些什麼，也該沒有多少可說的話。

但季公是北京大學教授，又曾任北大副校長，屬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系統的殿堂級人物，我祖系雖出書香門第，而今我作為一介基本不算受過什麼教育的渾沌蠢物，偏對國家教育有些看法，偏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些期望，偏對我國國民智愚懸殊的現狀有點發急，因此，禁不住還要略微嘟囔幾句。 季公一生平易近人，在天之靈想不會怪我僭越狂妄。

季公既是學者、教授，也是一位作家，原來也寫過不少讓我讀得懂的文字，譬如《牛棚雜憶》。 我最愛試圖理解這人類歷史上僅有的、荒天下之大謬的「十年浩劫」，尤其是其中殘酷批鬥、虐殺無辜者的人性基礎，這，我或許勉可搭上碴。

不承想到網上一瀏覽，偏又讀到了季公寫於差不多十年前的一篇文章《千禧感言》，其中一節讓我頓生感慨。 文中說，「中國公民中某一些人素質不高」，有「隨地吐痰的壞習慣」，當時特別為了50週年國慶而「打扮得花團錦簇」的首都，在歡慶之後不到一個月，「花壇和草地遭到破壞、踐踏，煙頭隨處亂丟，隨地吐痰也不稀見。還有一些破壞公共設施的現象」。

季公的文章說，他「不了解，這些人是何居心」。 他認為，「過去主要靠說教….用處不大….必須加以嚴懲。捉到你一次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！ 他主張效法新加坡！

但此後多年，北京城管當局一直沒有採納季公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的獻策，只在舉辦「京奧」的前兩年，對隨地吐痰、亂丟煙頭等多項不文明行為，處以最高50元的罰金。 除了罰款，另加全面開動宣傳機器，教育市民「講文明、樹新風」。 這倒也似乎在「京奧」期間有過一定的效果，在世界來賓面前，免於在這吐痰、扔煙頭的蠅頭小事上，丟失國家體面。 可是，隨著盛會曲終人散，這古已有之，於今為烈的「國粹雅行」，卻又在首都捲土重來，「擲地有聲」，彼落此起，故態復萌了。

這位皓首窮經的學術大師，儘管一生從事教育事業，親身培育過不少國棟之苗，卻似乎還是有些「不了解」「中國公民中某一些人素質不高」的根本原因，不知道這些隨地吐痰、亂丟煙頭、破壞公物的人究竟「居心」何在。 像季公這樣一位才德兼備的老學者，還是會認為「加以嚴懲」，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，是值得提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！

我竊忖，季公留學德國，當知德國大小未及我國雲南一省，人口和四川相若，卻多有可跟博雅的季公比學問的學者，而沒有可跟隨地吐痰的中國百姓比素質的國民。 在中世紀以前還被羅馬人視作野蠻人的德國人民，今天普遍不愛隨地吐痰、扔煙頭，這並不是「加以嚴懲」可以得到的效果。

其實這些「素質不高」，有不文明行為的老百姓，並沒有什麼深不可測的「居心」，多半只是因為受教育太少，而同時教育的質量和教師的素質又太不高，因而沒有習得文明人的基本準則和內涵，欠缺文明人的面貌，做不出文明人的行為，這樣罷了。 中國固然有像季老這樣的學術巨擘，但畢竟稀如鳳毛麟角；社會上更多的是學識粗陋，自尊薄弱的老百姓。 這種現象，我姑名之曰「智愚懸殊」，而它的難兄難弟，正是貧富懸殊。

缺乏良好的教育的人們，眼見社會到處充斥著不公平、不正義的現象，他們不理解，心裏只會想：老實真誠、奉公守法會讓自己吃虧。 一部分缺乏自覺的人，自然對社會不生歸屬感，不會視社會為家園，更不會愛人如己，甚至還對社會懷有或輕或重的怨恨、敵視情緒。

有這樣「不高」的素質，而沒有暴力傾向的老百姓，如果被壓迫、被欺負，感到無助、無奈，卻又不能吭聲、無處宣洩，除了無的放矢，發發脾氣，用髒字罵罵人之外，吐痰解恨似是「生活兵法」的上上之策，類屬阿Q式的「精神勝利法」。 有些人就是口中根本沒有痰，都要故意在他瞧不順眼的人面前，愣吐一口唾沫，好贏片刻痛快，以補心理失衡。 我相信，這些人，不管屬於哪一類，如果心理未至完全崩壞，回到家裏，決不會在自家屋裏把痰亂吐。

至於有暴力傾向的人們的表現，可就難以逆料了。有的可能躲在陰暗的屋角裏虐待親人，有的更會到外面去做出驚天動地的血案，甚至找上一些無辜者同歸於盡。

人民缺乏良好的教育，為政者施加嚴厲的懲罰，企圖杜絕不文明的惡劣行為，這必然事倍功半，甚至徒勞；同時又會「激活」人的反抗本能，促進這些「不文明」的人們「行事」的衝動。「出擊」時，他們會提高警覺，加倍謹慎。 偶爾給逮著一次，罰金之後，往往不知改悔，只生怨恨，事後難保不會額外多幹十次！

顯而易見，要提高公民的素質，「說教」固是枉然，嚴懲只能治標，只有實施良好的教育，是治本的上上之策。 毋庸贅言，這是其中一樁世界上最難辦到的大事情，很多國家都把它辦砸了。

但願中國的教育家和為政者們早日徹悟：聽任智愚懸殊的社會現實長久存在，不是為政之道，不是教育之道，更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吉兆。

謹以此文悼念兩位學者教育家。

寄生蜂

香港的教育界，時出奇聞。

最近有一所學校竟因「財政混亂」，無法向教育當局提交由審計師簽署的「財務報告」，因而主動提出退還「辦學權」。當局不接納校方提出的期限，認為不可行，宣佈提前收回。

在香港，一如世界各地，辦學當然是可以當作營商的；要從中撈著點，該是人人都能「理解」的、「天經地義」的事。 不過得有一個前提，就是不好太貪婪，以免撈得太難看，讓莘莘學子抄襲壞榜樣。

另外，幾天前香港發生一起空前奇案，亦和教育不無關係：三個十三至十五歲的初中女生，竟因短缺零用，結黨持刀打劫的士司機，搶去幾百元錢。

這幾個少女在成長過程中，到底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，或者說「教化」，而至修得如此「道行」？

對老百姓施以教化，在我們這古老的中國，歷來的統治者都很重視；只是這教化的目的，僅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，並且實施不得其法，因而從未獲得顯著的成效。

《詩經˙小雅˙小宛》就以文學形式，教人如何實施教化：「中原有菽，庶民采之；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」

這一節大抵已有超過2500年歷史的詩章，寫出了關於教化的簡樸見解。 而其中所用蜾蠃的比喻，當是人類文明之中，已知有關這類寄生蜂捕獵的最早文字記載。 可惜我華夏古人失諸觀察，未能入微，因而鑄成千古錯案，誤把無情的捕獵，看作收養並予以教誨。 斯亦附會之大者乎！

西漢文、哲學家揚雄模仿《論語》的形式而作的《法言》有這麼一節：『螟蛉之子，殪而逢蜾蠃，祝之曰「類我」，久則肖之矣。』

這位大儒當然不知道青蟲被細腰蜂所螫，中樞神經中毒麻痺，只是不能動彈，實則並非已死。

古人懂得教化為用之大，因而很重視，竟至於到了迷信的程度。看到了蜾蠃捕獵，就不惜牽強附會一番，一個勁往美處歪曲，認定牠背來螟蛉幼蟲作養子，天天給牠施以「教誨」，慢慢地牠就能長得跟自己一模一樣，變成一隻細腰蜂了。

倘若現今某些重視管控意識形態的教育，也能像這蜾蠃的「教誨」那般「奏效」，那麼，教育當局的任務就輕鬆多了。

魯迅的散文《春末閑談》就從這細腰蜂談起，借題發揮。 文中說：「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，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；其捉青蟲，乃是填在窠裏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作食料的。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採用此說，還道是拉去做女兒。」

文中又說：「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(Fabre)仔細觀察之後，給幼蜂作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。」

魯迅到東洋去學了一點西學，讀了一點洋書，回來就「大放厥詞」，叫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。他對於這幾位他自己在文中提及的中國「考據家」，看來就未予足夠的重視，索性連名字都不提一個了。 先生這豈不差矣！

其實早在 Jean Henri Fabre 之前 1300 多年，也就是南北朝的梁武帝時，陶宏景――一位頗有樸素科學精神的道教思想家，就仔細觀察過了，並且證實了，這個母蜂為未孵幼蟲準備食料而捕獵的昆蟲本能行為。

陶宏景兼通儒、釋二道，也精研醫藥。梁武帝蕭衍要禮聘他，他就是不肯出士，隱居山中，蕭衍在重大決策前，每每到山裏去找他，時人因而敬稱他為「山中宰相」。

陶氏對細腰蜂之類作了觀察，他在《本草經集注》「蠮螉」條中說：『此類甚多，雖名土蜂，不就土中為窟，謂摙土作房爾。今一種黑色，腰甚細，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，如併竹管者是也。其生子如粟米大，置中，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，滿中，仍塞口，以擬其子大為糧也。其一種入蘆管中者，亦取草上青蟲，一名蜾蠃。詩云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」言細腰之物無雌，皆取青蟲，教祝使變為己子，斯為謬矣。……』

這樣客觀的觀察報告，理應足以闢除種種謬說。那是公元6世紀初的事了。可是在這從來都有「特別國情」的中國，它就是盲目地愛上了荒謬和愚昧。

200多年之後的唐朝韓愈有詩曰《孟東野失子》，詩中就有這麼兩句：「細腰不自乳，舉族長孤鰥。」 這一位「唐宋八大家」之首，雖然飽學儒道，「格物致知」好些年，還是「格」不到家。

到了魯迅在他故鄉跟細腰蜂打交道的19世紀末，中國人在「格物致知」這檔子事上已然足足幹了2000多年，卻非徒無所增益，竟還往後退回周朝，斯亦可謂大謬中之至謬矣！至謬矣乎哉！

陶宏景觀察的「土蜂」，「不就土中為窟」，而「摙土作房」。

剛過去的週末，我在野外，卻看到了並不「摙土作房」，而在土裏挖洞的細腰蜂。這大概是一種專門捕獵蜘蛛的寄生蜂，就叫個蛛蜂 Pompilidae. 牠看上了我天篷下面鋪了蕨葉作「地毯」的小片禿地，就在那裏挖洞，讓我有觀察、攝影之便。

這小小的母蜂叫我歎服的，不光是牠不學而精的刨坑、捕獵本領，還有牠記認方位的奇能。

牠花大約半個鐘頭，把土洞打好了，就去抓獵物。當然並非一抓就著，每次落空回來，飛行路線和方位都不一樣，落地的位置卻總不重複，可牠都能迅速確定方向，回到洞口，去檢查洞窠情況。如是者來去十數回，大約20分鐘之後，終於把蜘蛛逮來了。於是迅速拽進洞裏，再在其上產卵，然後用原先刨出來的小土團，予以掩埋。每填一層，都用尾部夯實，動作利落，一絲不茍。 大約10分鐘之後，就大致填滿了，於是轉過身去，仔細檢查一番，這才飛走。

這母蛛蜂挖出一個可以同時容納自身和獵物而綽綽有餘的土洞，只花了大約半小時，讓我想起自己少年時期愛玩命，我花了好幾天，才挖出來一個有足夠空間把我活埋的小山洞。 這不惟相形見絀，而且絀之遠矣！

電郵致友人―續談理性

你這「教子」的比喻，恐有「大不敬」之嫌哪！ 對於祖國執政當局，要比，只能比作祖父、比作曾祖，萬萬不可比作兒子、孫子。 還好在今天，倘在從前，這是大逆罪，不得了啦！

對於權力當局，你固然不能「教」它，也不可稱讚它。這僭越了人分九等的固有漢文化無形而森嚴的階級觀念。

執政當局如果有所改進，你只能歌功頌德；它倒行逆施，你就只好恭順服從了。

理性是建基於客觀事實依據和規律的邏輯思維方式，「自私」、「主觀」與否是品德和性格優劣的問題，這分屬不同的範疇，不應混為一談。

一個極端自私的人，還是可以很有理性的。而理性往往會有抑制個人自私行為的作用。

好比說，有人要以鄰為壑，把垃圾往隔壁的院子裏撂，可他想一想：假如鄰居認定他就是撂垃圾的人，也許就會報復。這麼一來，你撂過來，我撂過去，大家撂個沒完沒了，雙方的院子裏的垃圾卻越來越多，並不自動降解，天天撂了白撂，只有無償的內耗，這當然划不來。 這麼一想，這個自私的人，縱有自私的念頭，未必付諸實行，那是因為他的理性起到了作用。

至於一個理性薄弱的人，儘管他品格再高尚，只怕不能有效思維。 打個比方說：高危地震帶上一位最優秀的公務員，背負國家和人民的重託，要去驗收教學大樓；有人給他一筆錢，他明知這是個「豆腐渣」結構，可是為了孩子們可以快點上樓就學，就鋌而走險，草草驗收了。並把得來的賄款捐給了佛寺，以結佛緣。 他想：倘若有一天真發生地震，就算別的高質量樓房都塌完了，他驗收的「豆腐渣」校舍，偏得巋然獨存，因為那震波沒準會遇上「豆腐渣」岩層，在到達之前的幾百微秒之內，及時大幅衰減。

理性薄弱的人的思維，往往充滿戲劇性，勝似《水滸傳》，媲美《西遊記》。

你說的「大腦中樞」比較籠統。 我這麼說吧：操縱本能行為的是所謂「爬蟲腦」，也就是腦幹和小腦的合稱，是整個人腦最原始、最「自私」、最「主觀」的部分。它不能不「自私」，也不能不「主觀」，因為它是生存和繁殖本能的司令部，發出的命令必須是「鐵腕」而「強制」的，遵行的方式是條件反射。比如口渴時看到冰鎮酸梅湯，就一定要嚥口水，別無選擇，否則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，就無法繁殖至今。

理性思維的運作區在「文化腦」，也就是新皮層。思維、學習都在這裏進行。 有些人缺乏理性思維能力，正是因為新皮層的潛能沒有得到開發，或者沒有充分發揮，因而讓原始的「爬蟲腦」給支配了。

教育落後、質量低，社會上這種「文化腦」並未充分開發的人就多，加之別的社會問題的存在，比如貧富懸殊，這種社會也就難於管治了。情況比較嚴重的，往往只能施加嚴刑峻法。而管治者本身偏偏又都是些同樣地缺乏理性思維能力的人，因而嚴刑峻法之外，另加各種殘暴、迫害。 然而「人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」！ 民缺理性，不知死活，就是再多的警察，再多的法官，再多的監獄，天天執行槍決，往往了無作用。況且這些權力人員，為了一己一家，都只能以同流合污，作為常規職業生態，作為存活、致富之道，不斷醞釀更多的社會矛盾！

你說的「主觀」，其實可以理解為個體性格的問題，也可能是思考深度和寬度不足的問題。 儘管懂得理性思維的人，往往都不能避免。 這是因為理性含量可能偏低，思考也可能不夠透徹，也可能是因為記憶裏資料庫存薄弱，依據不全。這些都能導致結論偏頗，背離真實。 但只要信念牢固，對理性抱持不棄，往後還是有望主動發現偏差，而自覺予以修正的。

今天要衡量一個國家、社會的發展水平，除了看它的科技和經濟搞得怎麼樣，還得看它是不是一個充滿理性的社會。 倘是，它的人民大抵享有充分的自由、民主，同時篤信正義、平等這些普世價值，並視為理所當然。

而咱們的偉大祖國嘛，既是發展中國家，當然仍在發展之中，正在羊腸小徑上折騰顛簸，還沒找到高速國道的引橋，以朝向理性社會的目標進發呢！

至於咱這特別行政區，其實並不怎麼樣，還頗有改進的餘地，只是有個在這些方面相形見絀的祖國，因而未致看起來太寒磣罷了。

不過，邇來「千億遺產爭奪官司」的案情，和那位風水大師，對這麼一個充斥著功利主義和各種迷信的社會，所能起到的「啟發」作用，恐怕不容忽視。 但願咱這社會僅存的理性，不致戲劇性地大幅萎褪。

電郵致友人―漫談理性

我這個野人，哪能有什麼「大業」！竊駐荒原，也談不上什麼「雄據」。只是人棄我取，暫借海角一隅，好向自然之母問個安，祈賜丁點「冷」母愛的滋潤罷了。不過，這其中的樂趣，比諸鬧市華街的聲色酒餚，雖或猶有不及，於我而言，大概相去不遠。

前天是西俗的母親節。可我母親逝去十幾年了，當然不必恪從此地新俗，攜母肆中「飲茶」，巧言令色之餘，恭促攝入高劑量的額外膽固醇，劑量越高，越表孝愛。

我又到了一處半坡海景營地，投進長生不老的自然之母的懷裏。 沒想到，野眠之中，竟又夢見了我的亡母，醒來在啼鳥聲中，不免回想，在她生前沒有克盡孝道，因而感到悵然有悔。

夢，就有這個好，它不讓你運用理性思維。 夢境裏，過去了的人能「復生」，不可能的事會「實現」。

理性，是萬物之中人類專有的進化特徵。懂得理性思維，人類才能創造文明，文明才能不斷發展，與日俱進。 但理性思維不是本能，不能生而知之，需要透過接受良好的教育去習得；同時得有相當的知識庫存，它的運作方能得到有效的支援。 否則雖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」，終究徒勞「無益」。

一個社會，如果教育不行，人民必然普遍愚昧，社會必然難有理性的發展，縱或偶出幾個有識之士、聖賢豪傑，也難以發揮作用，甚或成為無數盲矢之的，無法存活。

理性是讓人產生智慧，養成平等、正義等觀念的必備因素，是社群均富共榮的基礎條件。 人民只有普遍理性地明白和相信平等、正義這些普世價值的意義，又欣然認同均富共榮的理念，才能普遍過上真正平和、安樂、幸福的日子。

咱這中國，包括香港，離這樣的美好明天，怕該還有好些時日吧。

一個執迷於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、優勝劣敗、勝者繁殖的社會，必不能長治久安。

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一週年。 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了四川災區，出席紀念活動，發表了講話。

前幾天四川當局發表聲明，懲處了一些發「災後財」的貪腐黨政幹部，但同時確認了，地震中倒塌的無數校舍，已經證實並無一例涉及「豆腐渣工程」。 懂得理性思維的人們，曾經看到過那麼多粉碎式坍毀的教學樓，很難接受這個終極報告。

有些在地震中痛失孩子的家長，堅持不同的看法，多番向有關當局提出追究，可是非但哭訴無門，就連答應了幫忙的律師，都打退堂鼓了。苦主還遭到了毆打、關押，乃致寫下遺書，要誓死追討公道。

香港的遇險者比較幸福。 有一位到四川佛寺去當志願者的香港女信徒，地震時受傷獲救。今天，她追求的不是公道，而是生存的意義，自謂從此更懂得珍惜生命，更懂得感恩。

這感恩的恩，究從何來？不用多說，那一定是佛祖了。 大抵這位劫後餘生的信徒相信，自己獲得佛祖庇祐，方免一死。

我想，倘若這位信徒能往深處再加理性思考，沒準想法就會改變：為數超過八萬六千被壓死、砸死、悶死、淹死、活埋的人們，何以就都沒有得到佛祖的庇祐？難道他們全都……？ 再者，焉知庇祐她的，不是另有神明，譬如阿拉、譬如濕婆、譬如山神，存她一命，盼她速速皈依？

理性這玩意，就數西方能夠充分活用，甚至出神入化，竟至於把它融入宗教，運用它來跟上主說話！

這幾天，本地法院續審一宗看似毫無理性成分的千億遺產爭奪案，頗引起了我的一些無聊的聯想。

香港彈丸之地，生境狹隘，貧者幾無立錐之地，卻能孕育不少富居世界前列的房地產巨擘，和無數撈得風生水起的風水大師。 爭產案的這位主角，根據傳媒報道，大抵是一位浪漫多情的超級玄學大師，他光從房地產巨擘 Little Sweetie 指縫間掙得沾愛情之露的酬金，就達六億八千八百萬港元！ 真叫人歎服！

我猜這位超級大師，必在倫敦華宅早佈風水絕局，讓「前朱鳥而後玄武、左青龍而右白虎」各各恰當就位，不差毫厘，這次玄駕東來，料其必得。

我不妨僭獻媚辭：倘若此番果然官司勝訴，囊得千億鉅產，名聞寰宇，大師既居倫敦，不妨到牛津、劍橋慷慨捐獻，蓋所新學院，創設新學位，叫個 DEAF (Doctorate of Exquisite Accumulation by Fengshui), 並自任殿堂級客座教授，有空講講課，以廣傳大漢玄絕之學，貢獻世界，光耀中華，好為那些還沒有脫離大愚昧、小迷信的老百姓，掙回在西方世界丟失逾百年的面子。

從香港的年輕人談起

一直在本地一所大學工作的老同學，來郵談及內地和台灣的年輕人，認為他們都比本地的年輕人有見地。 如果拿來比較的是一般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年輕華人，我略有同感。 但不能全怪的他們。

咱這大中華人口超過十三個億，是全人類的五分之一，而漢族佔九成以上，復有精英主義高等教育作苗床，集中培育其中考試尖子，能不產出一些年輕的有見識之士嗎？

可我主觀認為必然還是太少了，和咱這歷史、文化、人口大國不相配。可不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嗎，怎麼還沒能全面趕上日本和西方呢？ 在其位而躊躇滿志者，必須加把勁。

香港彈丸之地，人口只及全國的百分之零點五，傳統殖民地社會的市民缺乏歸屬感，一貫崇尚低格拜金主義，務求指日暴發。教育為適應社會需求，發展出極度功利的唯商用主義。這樣的教育，又怎麼能培育出眼界寬廣的年輕人？ 加之還有西方先進的教育基地可供選擇，而出洋求學的年輕人之中，最優秀的，往往一去不歸。

年輕人倘若不濟，或可怪罪於基因，但這只有優生學上的意義，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，這沒有社會和教育意義；也不能怪罪於父母，因為父母本身往往沒受良好教育，或者乾脆沒受什麼教育，當然不應不教而誅。

這麼一來，還能咎歸何所？就只能說是教育之過了，對不對？

教育，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行業或經濟產業，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方式，它是一個國家、社會、民族的使命事業。

老同學又引述，年前一次對兩岸三地一些年輕人的調查，其結果顯示他們心目中的「偶像」，本地跟大陸和台灣有很大的差異。 被內地和台灣的年輕人奉為「偶像」的，多是科學家、音樂家、藝術家、運動員、政治家等等；而香港年輕人則偏愛歌星和藝員之類。

我試圖分析此中成因。

內地由共產黨一黨專政，著重政治和意識形態教育，個人的一切發展，最終都要為國、為黨、為社會、為人民，斯可以為之高尚；價值觀和個人志趣的形成，多半直接來自教育人員的灌輸，實際真正自由發展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。

台灣首先是個政治實體，擁有自己的軍隊，年輕人有「準國家」的歸屬感。 它沒有經歷「十年浩劫」那樣的社會、倫理價值的大摧殘，它的教育雖然蘊含較多的傳統儒家色彩，但受美國影響也很深。 過去長期和大陸對峙，因而產生強烈的地域觀念、憂患意識和政治取向，加之本土意識和省籍觀念的長期存在，和政黨政治的形成，這一切，都對年輕人思想的發育，有很大的促進作用。

反觀香港這彈丸之地，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歷史、中華文化、乃至本地社會，只及淺層的感性認識，歸屬感薄弱，多不以國家、民族為傲。 除了少數各類精英，包括考試尖子，一般自我形象模糊，甚至低矮；唯向急功近利，愛財拜物的本能方向發展，而在這方面的表現，倒甚鮮明。

社會整體迷信精英主義應試教育，而教育人員除了自願或被迫充當「學業填鴨」的「強飼員」，在學生思想發展方面，甚少能起到模範和啟發的作用。 教育目的也許真有高調可唱，但在實際的運作上，大致難有什麼理想，僅能把年輕人訓練成為快速答卷機器，務求強記教材內容，應試過關，佔得精英學額，是謂出類，是謂拔萃。這就必然要挫滅獨立思考的空間和能力。加之學科作業繁重，侵蝕課餘閱讀的精力和時間，導致年輕人知識淺陋，思想狹隘！

本地年輕人的意識形態，除了潛移默化的傳統成分，主要抄襲西方自由放任主義，因而只知道膚淺、模糊地崇洋，包括西方和東洋，所崇實際只屬皮相，內裏往往空洞無物，其價值觀基礎浮淺，稍受衝擊，就會搖擺，甚至塌毀。

這樣的青年，只懂得把流行歌手，皂劇演員之類的人物拜為偶像，大抵是理所當然的吧。

現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，受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不淺，歷經一千多年的政治、社會實踐，在科學精神、理性成分與日增進的客觀環境下，不斷向前發展，而得以確立。

不妨想像一下，假如沒有君士坦丁，假如沒有《新約聖經》，尤其是四《福音》的傳播，假如沒有「抗羅宗」的出現，從而分裂出基督新教，假如沒有啟蒙時期，假如沒有發展迅速的產業革命，以及賴以向全球落後地區擴張、掠奪的殖民主義時期，今天的西方，會是怎樣的一個文明？

本地很多膚淺地認同、崇拜西方的年輕華人，他們知道的，就只是無條件地、膚淺地認同、崇拜西方的一切。 這種心態間接來自求生、繁殖本能，實在無可非議。

我華夏文明的發展歷程很不一樣。 漢文化的承傳，其理性成分的含量，沒能在近代迅速提高，導致發展滯緩，終讓後來追上的西方給超越了。 漢文化裏，唯心主義、先驗觀念充斥，至今未能徹底改變。 大革命慘烈的「破舊立新」，大概沒有傷及這種傳統思想窠臼的脾胃。

被獨尊二千年的儒術，其價值的承傳，既沒有別的實用哲學體系和它抗衡，體系之內也不允許經歷任何辯證。 佛家的出世避俗之舉、前生來世之說，和道教的仙界長生之夢，正好與之和諧相容。 在深層學術思想的研究方面，儒者專營訓詁、附會，不搞分析、批判，不容更新、否定；在表面形式的應用教條方面，則透過不成文的、潛移默化的傳統教化去實施，比如日常生活裏的所謂禮數、家教、倫理、祖宗成法一類的觀念，不容反詰，甚至以陋俗為理所當然。 比如變態殘忍的裹小腳，竟然可以在禮教齊家的書香府第裏，承傳幾十代。

大抵漢文化的力量異常強大。 香港華人社會面向西方150餘年，人們雖然從頭到腳都披上了西洋服飾，有些「精英」甚至說一口流利的英語，連漢名都叫個東尼(男的，無「東方比丘尼」之義)、安娜什麼的，骨子裏卻還是地道的傳統華人，思想上往往並不和西方文化的普遍價值和精神沾上邊。

電郵致友人――拉雜僭談教育和「精英」

歷史上教育的「大偏差」，一般都是因為社會整體本來缺乏教育，或者說，教育不得普及。「統治精英」所受教育偏頗，教育人員本身所受教育也偏頗，至於人民，乾脆沒有充分教育。那樣的社會現實，那樣的教育質量，那樣的人民素質，教育自然不免嚴重偏差，甚至走入邪途，「教育理想」，更是無從談起了。

人民缺乏良好教育，素質自然低下，社會運作只得仰賴少數「統治精英」，迷信這些「統治精英」，別無他途。「精英」們拾得洋人牙慧，偶爾也會自稱為「人民公僕」，但更多的時候是尸位素餐，只顧自牟私利，甚至「騎在人民頭上」。 因缺乏教育而素質低下的老百姓就只知道樂天安命，自求多福；有時或會抱怨，卻不知道有問責之權，也不懂得行使這個權利。

高等教育普及，人民素質提高，少數「統治精英」的作用就不會那麼大。他們要幹得好，跟人民的作用互相配合，相得益彰，社會就能更快地進步；要幹不好，人民有水平和條件去監督，懂得提出有用的意見，懂得問責，也懂得自己採取有效的步驟去應變，不必坐以待斃，不必自怨「前生造孽，今生報應」。

好的教育的一個特徵，正是會產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、敢移風易俗的人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吾往矣！這不是平庸之輩能幹得出來的事。

誰要捨「精英」而取「愚民」呢！ 百萬「臭皮匠」，未必賽過一個諸葛亮。

「精英」作為一個籠統的社會階級，它有好有壞，有新有陳，有真有假，有實有虛，有清有濁，有美有醜，有智有愚，有優有劣，有賢有不肖，有「世家」有「跳階」。

有自認為「精英」，傲命不凡，自覺優越，卻思想封建，價值守舊，而才能平庸者。 有對社會作出顯著貢獻，被視為「精英」，卻參透優越感的動物本質，以「翹尾巴」為豬狗不如，不值一哂，而平等待人者。

落後的教育制度和內容所培育出來的所謂「精英」，多屬前者。

在原來不列顛殖民地價值和固有漢文化的等級觀念之下，本地的所謂「精英」，往往只是指的擁有某些學府的學位，那樣罷了，未必符合原詞 elite, 或者 crème de la crème 的本義。 就算名不副實，就算尸位素餐，也只好一律叫個「精英」了。當然，這其中不少只是些「跳階愚劣精英」和「世家不肖精英」。

只要確實持有人們崇拜的某些文憑，只要確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們堅不可摧的迷信對象，這些所謂的「精英」，不管好壞，不管真假，不管智愚，不管賢不肖，到底還是客觀存在，也都只能叫個「精英」。

在這裏，政治還沒有充分民主化，社會到處充斥著不合理的傳統價值。不正義，不公平的事物仍然無處不在，人們往往視為理所當然，不以為謬，或者不敢以為謬。

這些自視為「精英」，或者被認定為「精英」，而得享高官厚祿，得據社會高位者，已然客觀存在，根深柢固，除非經濟崩潰，誘發「暴力革命」，摧毀系統，否則無可取代。他們倘若一向懂得既然享供厚祿，就該以民為先，鞠躬盡瘁，以改變社會的落後面貌為己任，則就今天香港的人均產值而言，咱們的教育應已達到「國際先進水平」才對。 那麼一來，就該不必連個副局長、政治助理什麼的，都竟然並非本地培育，而得來自「耶佛」、「牛橋」等西方名牌學府了！

高等教育，就是讓人學會思考，而且是獨立的深層理性思考，不是人云亦云，鸚鵡學舌；學會應變，而且是應對複雜的社會規模的多端變化，不是找門路，鑽空子；學會創新，而且是天馬行空，無中生有的創新，不是抄襲影射，假冒偽劣的勾當。

由於既得利益階層迷於私利，缺乏遠見，香港高等教育過去發展滯緩，雖則近年急速「擴展」和「改革」，仍然根柢薄弱。現今教育系統裏師資的直接、間接來源，主要是西方英語世界，而所謂「一流人才」，「純洋的」多不願意「東來屈就」，「漂白的」多不願意「回流冒險」，於是「二三流人員」充斥。

過去二十年間，由於被動脫離英治，主動抗拒內地人才南來的現實需要，發展過於急速，「生產線」的設計並未完善，其「產品」自然難免粗製濫造，良莠不齊了。

然而，假以時日，如果方向不致走得太偏，人們的社會歸屬感得到建立，打破「西朝迷信」，教育質量當能有所改善，起碼僅在大學畢業生的一般學術水平，可望有所提高。

普及高等教育，並不是說的人人無條件讓進經營成本奇高的大學，也非一旦進了大學，保證都能畢業。還得年輕人自己樂意就學，還得達到一定學業水平，方能入學，方能畢業。

大學門檻應予降低，採用合理可行的學分制度，很多學系不必限期完成，助學金當放寬，讓大部分適齡青年可以從容接受高等教育。

這該是一個相當富裕的社會能夠實行的教育政策。 這種政策的最終效果，除了讓社會趨於均富，也肯定能創造更多財富，讓人民的歸屬感增強，對社會作出貢獻的積極性提高。

高等教育一旦普及，社會不必一個勁地迷信「名校」，不必一個勁地迷信某些學府的文憑。選賢與能，還得看個人長期的實際表現。人人得靠真才實學獲得就業機會，不學無術者難憑一兩次考試，一兩紙文憑而蒙混過關，濫竽充數，魚目混珠。這麼一來，莘莘學子自然就會用功學習，素質自當逐年提高。

理想不一定都能達到，但不能沒有理想。 高官厚祿而鼠目寸光，理想連講都懶怠講，乾脆尸位素餐，這不是人幹的事！

目下的社會現實裏，教育制度不理想，人民素質不高，不可能有社會層面的大規模快速改進。 咱們就只有這麼點「精英」，也就只能指望這些「精英」們能良心發現，多幹點為國為民的好事了。多加有效的批評，是鞭韃他們，讓他們改進的唯一方法。 實際上也只有「精英」們有反思自省，拆棄懶骨媚骨，換上風骨傲骨，洗心革面，立地改進的條件。因為不管所受教育是好是壞，他們畢竟讀書較多。

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對「精英」們要有所要求，唯其如是，社會改革才能和平地，較快地進行。

民主的確不一定為社會帶來良好的教育，唯其如是，教育應當先行，或者和民主發展同步。 高等教育先要得到普及，民主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優勢。很多教育落後的地區，民主往往虛有其名，而無其實；或者運作錯亂，弊端頻生。但咱們不能說，既然老百姓大多沒受什麼教育，縱有主見，質量太低。社會因此不宜有民主，還是一切讓「精英」們說了算比較穩妥，比較保險，否則勢必引起社會動盪！ 這種說法是天下間最大的謬誤。民主並不是要讓沒有機會上過一天小學的貧農去當總統，只是讓他有行使選擇總統的天賦公民權罷了。 民主是讓社會整體不斷和平改革的唯一途徑。

由於教育不濟，咱們這社會嘛，智愚大別，貧富懸殊，階級分化嚴重，在政治認同上東西異極，南轅北轍；對「偉大的、光榮的、正確的黨」專政下的人民共和國的理解和期望，都存在極大的歧異。民主政治的發展進程，因政黨扯皮，和中央政府的疑慮，目前還只能蹣跚摸索，實行著四不像的制度。

壞教育在精英主義的教育制度下運作，透過教育分化出主奴的階級身分，分化出個體素質的智愚之別。它可以把人民奴化，蠢化，以符合不公平，不正義的社會的實際需要。 如果高等教育得到普及，人民整體水平提高，就沒人願意為奴，也沒人自甘愚昧。這麼一來，滋生不公不義的事物的溫床，自然得以減少。人民的法治精神，和社會立法，執法及司法制度的水平，其維持，提高和改進，都有賴教育去配合。有良好教育的社會，人民才會真正明白正義，公平的意義；才會珍視正義，公平的價值；對自覺憑良心做好事，有比較牢固的信念，不必事事訴諸刑法。 儘管有人還會見利忘義，還會損人利己，但不會是普遍現象。

電郵覆友人――僭談「教育理想」

Old C.,

嗐呀，「沒有教育行嗎」這樣的話題，咱們就不必談了吧！真是的！

人不錯會互相殘殺。但教育固然能像你所提的那樣，讓人「有時願意犧牲小我，保全大我」，也絕對能走另一極端，叫人加倍互相殘殺。

得先說說這「殺的屬性」。人吃肉，有「殺生本能」。 人殺生時大腦會釋出神經傳導物質，產生快感。快感的強度往往超逾由同情而生的難過，所以有些人喜歡以釣魚、打獵為消閒嗜好。

人不但殺生，正如你所說，還殺人。然而，這「殺生本能」雖然寫在了 DNA 裏頭，卻又並非人人都天生嗜殺。 有的人不必受任何教育，天生溫順善良，不但不會主動殘殺同類，遇上別人來殺，寧可引頸就戮，不肯殺敵求生。

在同一原始人類族群裏，往往嗜殺者和溫順者共存，族群才得延續發展。倘若嗜殺者過剩，族群內部會因自相殘殺，而自取滅亡；溫順者太多，族群又會變得軟弱，不敵外來侵略而易被消滅。

原始族群雖然沒有現代概念的所謂教育，可是卻有代代承傳，以潛移默化方式發揮作用的「傳統教化」。受過「教化」的嗜殺者不殺本族人，只殺外敵；利器只認親疏內外，但卻無所謂正義與不義，只要是敵對族人，就在可殺之列。現存非洲的一些相鄰小部落之間，至今殘留這種互相仇殺的族群關係。

原始族群文化的後天教化既可使族群整體傾向嗜殺，也能使之變得溫順。也就是說，透過教化，能讓族群走向任何一方面的極端。

近代文明確立之後，國家須要刻意栽培一些為保疆土而能殺、善殺、嗜殺的戰士，但卻不能太多，太多了就會讓國家發展成為軍國主義、納粹主義、法西斯主義那樣的人類族群大毒瘤，最終自招災劫。要生產大量這些「邪惡主義」的信徒，教育就派上了用場。這類教育，是為「邪惡教育」，有時甚至結合了狂熱宗教信仰的力量，因而如虎添翼，相得益彰。

儘管到了現代，當咱們的偉大祖國，走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國運的節骨眼上，人們接受了極左、激進的「共產主義教條教育」之後，殺的就不光是外敵了。由此可見，教育既可救國，興國；亦可禍國，敗國。 教育一旦走上邪路，能使族群自毀。

至於不守秩序、法規的行為，斯屬社會枝節現象，世界各地都有，不可杜絕。一般而言，在比較公平、正義的社會，這些行為的出現頻度比較低；在缺乏公平、正義的社會，頻度就比較高；在最惡劣的情況，甚至會是普遍現象。 社會能發展得比較正義、公平，是因為有全面、平衡的好教育；反之，是因為有失衡、偏頗的壞教育。

全面、平衡的好教育讓人相信正義、公平的理念，讓社會發展朝向合理的方向，形成比較穩衡的經濟體系；減少壟斷剝削，縮小貧富差距，消弭階級敵對。這就能排除社會內耗，調動人民的積極性，歷久而不衰。 人民於是都能發揮互助互惠、互補互利的精神，社會於是走向均富。 在這種社會，人民普遍樂意自覺遵守秩序、法規，治安比較好；不必大批警察手持自動武器，夜以繼日，滿城巡邏，到處站崗。

教育不能脫離市場，也不能只知道迎合市場。在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，地區市場情況瞬息萬變，教育儘管要迎合，也往往迎合不了。

教育當然也不能脫離現實，培育大批無從就業，而又不會變通的過剩專門人員，白費社會資源。

在「全球一體化」的大環境下，高等教育必須普及，不惜多耗社會資源，多多培育適應能力強，眼界寬，有遠見，有主見，有機動性，有創造力，有歸屬感的年輕一代。

受過這種教育的年輕人不會鼠目寸光，不會只知道發財致富；不會把自已看成一件商品，以能高價賣給大財閥為榮為幸，沾沾自喜。

這種年輕人也不會因為找不到托拉斯巨無霸為靠山，而失去自信，顧影自憐，自怨自艾。

這種年輕人更不會因為一時失意而孤芳自賞，怨天尤人，自暴自棄。

這種年輕人能改變社會的落後現況，擴充社會的經濟生境；發現、發明新事物，創造、創建新產業；突破舊框框，打開新局面。

然而，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。百年以來，咱們樹人有幾許？咱這「立足華夏土壤，而浮身西方海洋」的「類城邦」社會，儘管願意拿出巨大的財政資源，就怕難以找到有理想、能力，願意以身作則的教育從業人員，去從事這樣的國家民族百年大業。

電郵致友人――談「教學語言」

Old C.,

「教學語言」實在是個再複雜沒有的課題。

先來個斷章取義，從你的文末談起。你說「莘莘學子……稍覺辛苦，便即放棄。學無所成，又怪政府」。 我說，子女嬌生慣養固然是父母的缺失，有時甚至會是祖父母的錯；同時，當然又是子女自己不懂事。 但把話說到底，如果這不是孤立的現象，而具有社會普遍性，這還是要怪政府的。也確實就只能怪政府。不怪政府，還能怪誰！

教育，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家事，更不光是一個學生的個人私事；這是社會的事業，是全民的共同事業。這當然就是教育當局的事，是政府的事了。 教育當局不但要承擔對各級學校裏的學生施行良好教育的責任，也要對社會施行公民教育，對家庭施行婚姻倫理教育。

然而，咱們的所謂教育，歷來就只是「教科填鴨」的「生產線」，是學歷憑證的「買賣場」，和一般經濟產業沒有本質的分別。

父母不懂得對子女施行家庭教育，導致子女嬌生慣養，這往往是父母本身沒有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結果。

有些父母並非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，可惜連他們自己都沒受過多少教育，而且醒著的每一分鐘都得用於撈錢，因而沒有條件和時間對子女施教，只能把他們交給「空降」此地，「出賣生命主要片段」的外傭，最終導致他們性格、行為、學習上的問題。 這本身就是個社會大課題。 社會課題，只能從社會層面去處理。 然而，這奉行精英主義的政府，卻沒有精英應有的灼見，不知道謀求補救，怠於應對。

此地從事教育產業的精英階級，他們的子女一般都送到西方受教育，尤其是高等教育，而鮮有必須留在本地，拼死競爭供不應求的學額的。 此地教育的好壞和成敗，對這些精英來說，實際可謂不關痛癢。 這就有點像印度的婆羅門家庭，他們的子女，學習成績再不怎麼樣，都能在西方完成大學教育。要拼死擠進全世界最難考上的「印度理工大學」的，多是些普羅大眾的孩子。

在咱們這個面向國際百餘年，而目光短淺只一寸的社會，身為父母的，一般都只受過偏狹而功利主義的所謂教育，奉行「一切向錢看」，「各安天命」，但求「過海為仙」的人生哲學；對落後、不合理的社會現象，視為當然，默默忍受。 水平如此，能養出不肯吃苦的小苗苗，而非不在乎死活的青少年罪犯，就算是不錯了。

此時此地，在這樣一個社會產業偏狹、資源分配失衡、個體競爭劇烈、貧富懸殊嚴重的外向形經濟體系，教育已然不可能是真正、全面的教育，凡是不能限時轉化為金錢的教育方針、方式和內容，都會被排除。

此時此地，在這樣一個偏狹、失衡的社會，「母語教學」和「兩文三語」的提法，不免就要帶有片面性、虛妄性和欺騙性了。

「母語教學」實際是沒有能力接受「英語教學」者的唯一最低檔次的選擇。 至於「兩文三語」，那更是開玩笑的事，不必認真！ 我乾脆把它說成「兩蚊三羽」好了。也就是兩個蚊子，三個翅膀。「兩蚊三羽」而能飛翔自若者，只能是少數的超優特異物種！

由於必須迎合國際商貿的現實需要，本地社會和教育的發展，都徹頭徹尾地服從於狹隘的「唯商用主義」，加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上，已有一百多年的「唯英語」傳統，在這裏，幾乎一切個人才能，都置於英語能力之下。

就算要成為「中文專家」，最好先到美英名牌大學如「耶佛」、「牛橋」去深造一番，把一兩個博士什麼的弄到手，方能回來在學術市場上臨陣殺伐，亮出頭銜，把云云對手一一斥退。

這就形成了帶有迷信色彩的、社會性的語言「自然選擇」。 語言能力較弱，只「配」接受「母語教學」的年輕人，往往因為英語能力不足，在升學和就業機會上吃盡大虧。很多跟語言能力沒有多大關係的才能，因此都被平白埋沒掉。社會因而流於單元化，缺乏創造力，發展上永遠落在西方後頭。

此地的所謂人才，假如是「實料真材」，就像金融市場的資金，可以隨時流入，亦可隨時流出，對社會完全沒有歸屬感。西方的英語世界，才是他們心目中的「地球村」。

由於對英語的迷信瀰漫整個社會，哪怕再不學無術，再無能，再不堪，只要通曉英語，往往都被迷信為有才能，甚至以為精英，獎予一切機會。

在東京，外國人留下來工作、定居，多少得學一點日語。不懂日語的洋人，在東京街頭閒逛，最好自備一本翻譯小冊子，或者一個電子翻譯器。 在香港可不一樣。 為數不少的白人永久居民之中，會說廣東話的絕無僅有。 當然，這有它的道理，畢竟香港是在英國治下發展出來的國際城市嘛。

儘管如此，英語實際沒有在本地華人社會得到普及。 過去一個半世紀，英語作為統治者的階級語言，由於源出「買辦階級」的「高等華人」有意識地維護它作為「精英語言」的地位，加上跟中國政治現實和狹隘文化傳統有關的一些複雜因素，它沒有能夠在社會層面得到應有的普及。

作為一個國際商貿城市，這裏一般年輕人的英語習得，基本只有正規學校一途，而一般中小學的語文教學質量，這麼些年以來，有目共睹，無論中文、英語，都和一般合理期望差距甚大。 因此，作為一個國際商貿城市，市民的普遍英語水平，或者說雙語人口的比例，可說是「太不像話了！」甚至還比不上也曾淪為不列顛帝國屬地的印度。

本地華人人口的英語普遍學不好，這倒也罷了，怎麼就連漢語水平，竟也低得那樣不堪了呢！ 我看，社會性的、長期的輕視、忽視本地民族語文，特別是漢語標準語的文字形式――中文，褫奪它應有的法定地位達一百多年，斯固有以致之。 而本地方言和標準語有巨大的歧異，斯亦有以致之。

從教學效率的角度看，「母語」既有利於教師講授，也有利於學生理解，顯然是最理想的教學語言。但礙於種種不同的原因，如國家的強制規定、父母的自由選擇、家庭移民他國等等，今天世界上不能享受母語教學的少年兒童並不少。 比如出生在印度的婆羅門家庭，或者廣州的一般家庭，和香港的「精英」和「中產」家庭的孩子們，大抵從幼兒園階段開始，就在非母語的環境裏學習了。

對兒童來說，以非母語作為學習媒介語，一般不會產生任何困難，但卻能削弱對母文化的認識和認同，因而導致對原屬民族、族群、文化的疏離。

面積只有24萬多平方公里的聯合王國，南腔北調是普遍現象。 一般相信，今天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口，說的RP口音的英語。 絕大多數的王國國民，都是說的地點方言，或者帶不同程度方音和地方詞彙的「不列顛英語」。

如果你生在倫敦，母親新近從「河口郡區」遷入，說的是「南英格蘭英語」的 Estuary, 而父親是來自利物浦的 Scouser, 一口盡是漂亮的 Scouse, 那你仍然可以不必另學一種大異於母語的「教學語言」，你的母語口音絲毫不會對你的學校生活造成障礙。 成長以後，儘管你跑遍整個王國，堅持說一口Estuary和Cockney的混雜體，既沒有人會因此無法跟你溝通，也沒有人會笑話你的口音。你聽到的，包括你的老師們所說的，除了極少數操比較正統的 RP口音，多半是形形色色的南腔北調！ 然而，這完全不成問題，因為在這個英語的王國裏，不管你說的是 Scouse, 或者 Estuary, Cockney, 它們都是英語，是全體不列顛人「廣義的母語」。 如果你說你要 a li?le bi? o' bu?er to sprea? on de brea?, 不管對方是不是 RP speaker, 他都會明白你要的是 a little bit of butter to spread on the bread.

但是如果你現在出生在威爾斯的卡迪夫，母親來自西北部的小鎮，說的是威爾斯語，那你就跟英格蘭人、北愛爾蘭人、蘇格蘭人很不一樣了。 你從小由母親口裏學到了這種一度瀕臨「絕滅」的「珍稀」語言。 五年後母親把你送進一所以威爾斯語為教學語言的小學。一年級和二年級你乾脆沒有英語課，到了三年級你才開始學英語，知道了黃油叫個 butter, 又叫 bu?er, 中學畢業時你基本能操雙語。在大學裏，你的英語口語由於天天派諸用場，已然比威爾斯語流利多了。此後，你的母語大抵只會用在家裏，或者上菜市買東西，又或者去西北部走親戚；別的場合，比如跟朋友泡吧喝啤酒聊大天，你多半會選擇說英語。當然，說到跟威爾斯文化傳統有關的事物，你還是會夾雜一兩句威爾斯語的。

中國地點方言的情況大異於聯合王國，也比聯合王國複雜得多。 中國的漢語方言，在一般西方語言學的概念裏，實際上要算是不同的語言，比較接近同屬「西日爾曼語支」的英語和德語的關係。 那無疑是親屬語言，卻不能算是一種語言裏的方言。 雖然使用同一方塊文字系統，這些方言之間，語音、詞彙迥異之甚，基本無法直接通話。比如台山人和潮州人，除了「雞同鴨講」，難以合演別的劇目。

西方語言學的所謂方言，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通話的，比如 Scouse和 Cockney 就同屬「英格蘭英語」的方言，香港話和順德話之間有類似的關係，同屬廣州話的方言，但在漢語系統裏就要稱為次方言了。

然而，在所謂「漢語方言」的大家族裏，咱們有的是承傳自上古祖宗的一套漢字，由於漢字不是表音字符，它不受語音隨時隨地的變異而變形。 作為詞素，這套固有字符又能輕易組成音節簡潔的新詞，不必像英語那樣，幾乎毫無節制地不斷產生全新的拼式。 也正是這套神通廣大的字符，配合著拼式注音，讓漢民族的共同語――普通話――「普遍通用語」，學習起來比較方便。

咱們如今有了這「民族普遍通用語」，自當朝向直接用為教學語言的大方向而邁開腿腳了。 可是香港的教育系統嘛，它多少反映了社會的普遍偏見和短視，哪能幹得來這種移風易俗的大事！但又不能不意思意思、走走過場啊，於是從內地引進一些 standardized speakers, 用以教授和測試普通話，全盤照搬內地多年來強行貫徹而其效不彰的口音和字音絕對標準。 除此之外，餘的一成不變，仍然堅持「廣州話教學」、「以廣州音讀、寫白話文」的學校語文政策。這麼一來，全社會的中文水平難望提高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文明垃圾

邇來流感侵境，復活節假期倘無風雨，到郊外遠足、露營的人們，料比往年為多，就像幾年前的SARS瘟疫期一樣。 其中專為「防毒避疫」，臨時捨棄一兩天的鬧市蹓達、吃喝嘻哈，而改到郊外去「苦行」半天者，為數必當不少。 這麼一來，香港郊野公園的山徑和沙灘，料將因而增添大量人們隨手丟棄的文明垃圾。

香港芸芸遠足山徑之中，以麥理浩徑最受歡迎，尤其是它的首三段，和旁及的大片郊野，因為這一帶風景優美，冠於香港全境。 然而，正由於遊人眾多，污染的嚴重程度，實在叫人難過，甚至不忍卒睹。

這一帶，十丈之內，遠觀總得美景；而五步之遙，近看必有廢物！

一個空塑料瓶，重不過三四十克；一塊紙巾，僅有三四克罷了；一個塑料袋，最多六七克而已。 這些輕若鴻毛的廢物，留在背包裏，當不至於要延緩行程，壓垮脊樑吧，而竟然扔得漫山遍野，俯拾即是，和大自然景物之美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污染觀瞻，腐蝕情趣！

這些學會欣賞自然美景，以怡養性情，懂得喝水擦臉，以保持健康的郊遊者，怎麼就不知道愛惜環境以自傲，怎麼就不知道保守公德以自尊？

這種奇怪而可悲的社會現象，要諉之於教育，雖不中，不遠矣了吧！

人們缺乏教育，或從小接受極端功利主義教育的「薰陶」，自私自利的本性就自然特別亢進；加之社會資源並不寡，卻分配大不均，貧富懸殊嚴重，人們對社會的歸屬感必然薄弱，活在基層者，往往懷有或輕或重的反社會情緒，這麼一來，損人利己，甚至損人害己以洩憤，往往就要成為生活的常規病態行為了。

郊遊者把一個空瓶子隨手拋棄，本來只是微不足道的瑣碎行為，可在今日文明世界這富裕的一隅，這種行為竟還相當普遍，隱藏其中的社會含義，不為不深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