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念季公羨林，試談「十年浩劫」

中國老一輩學者季公羨林日前逝世，昨天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了遺體告別式。

季公最該為人景仰的事，竊以為，是他身為共產黨員，身在國內，卻毅然寫出了《牛棚雜憶》，把個人經歷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的悲慘遭遇，樸實地告訴了世人。 讓人們都看到了，在某些社會、政治條件之下，人性的墮落，人的悖逆人道，可以淪於怎樣一個可笑、可怖、可恥、可悲的境地。

這幾天又讀了一些季公的文章，對這位身心雖遭殘害，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熬過「十年浩劫」的老學者，敬意不禁又增幾分。

季公生前要求辭謝人們加在他頭上的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學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「桂冠」，好歸於真正的自由。

其實，「桂冠」這玩意，一如外號，自己是摘不掉的；因為不管本人願意不願意、承認不承認、答應不答應，別人倘要接著那樣「獻冠」下去，本人大抵也沒什麼轍。 面稱時，固然可以扭過頭去不答應，顧左右而言他。 但在本人不在場時用作背稱，本人就無從過問了。 因此，季公這「大師」、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桂冠，實則無法有效摘除，以至還被愛戴他的人，「擅用」於告別式的輓聯中：

文望起齊魯通華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
德譽貽天地辭大師辭泰斗辭國寶大名無名性存淡泊歸未名

輓聯中雖有「辭」字，實際卻是辭不掉了。 這些「桂冠」，大抵也只能隨中華文化和黨國歷史的永存，讓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，被動地、無可奈何地戴下去，戴到天荒地老了。

對泱泱大中華而言，季公的獲獻三頂「桂冠」，顯示的其實並非全然正面的意義。 從其中一個角度看，這說明了中國文化人才匱乏，非常嚴重。 倘若中國滿地盡是大師、泰斗、國寶；也就是說，率土之濱，到處都有像季公這樣的人才，那麼季公頭上被動戴上的，當然再無所謂「桂冠」，他也就不必苦心孤詣，要著意為文，鄭重懇求「摘帽」了。

可惜的是，中國雖大，國土約為季公昔日留學的德國的27倍，人口約當16比1, 差距不為不大。 可是在這偌大的中國，像季公這樣的學者，比例上僅屬寥寥，可謂鳳毛麟角、碩果僅存，可能要比德國黑森林裏的野貓，和四川臥龍保護區裏的四足「國寶」，還要稀罕。

今天，學者作為一個籠統的職業類屬，在季公曾經留學的德國，大抵並不罕見，因而無大異於普通人；但在中國，由於教育事業起步晚近，「發展遲緩」，又多遭政治干擾和摧殘，學者因此成了珍稀物種，每每受到過度的景仰和崇拜，而成為「學術寄生物」的攀附對象。 學者一旦在學術界獲得尊崇，近處也就必然出現畢恭畢敬、唯唯諾諾、馴貼殷勤、巧言令色的晚輩。 這種晚輩，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描寫得很清楚了，俾逢因緣際會，他能一夜變色。

由於所受教育質量不高，這種「變色龍」不一定都能洞悉自己的本性和異能，因而不會感到半點噁心或羞慚；捫心自省，只會自覺忠心耿耿；一旦要變起色來，必當理直氣壯、義無反顧。 只要主上不仁，欽賜時機，就算對象老弱病殘，為了一己之私，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大義棄師，把該揪出來的還揪出來，把該迫害的還予殘酷迫害，絲毫不會手軟。

莫非這也是季公要卸掉百年「樹冠」的原因之一？為的好讓這類「學術寄生物」，再也無從攀援。

季公在他的文章裏把中國人(似乎單指漢人)和德意志人民比較，他說：「德國人民……爲人正直，淳樸，個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。在政治上，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。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絕大多數。」

我看不見得。 德國人那種老實，恐怕是超脫於世故之外的老實，略可謂之反璞歸真。 這是因為德意志人民在近代所經歷的種種社會鬥爭，要比中國普羅漢人的豐富得多。 中國漢人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二十年，也就是文革時期，大部分還只屬文盲的農民階級，只知道天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 而「工人階級」、知識分子，也大都新近來自農民家庭。

季公又在另一篇回憶他留學德國的文章裏說，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姑娘對他說，如果能為希特勒生孩子，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。

這一切，顯而易見，都是教育的結果。 在納粹主義的教育下，為數不過六七千萬的德意志人民接受了服從領袖、不容懷疑的愛國、愛黨價值觀，一生一世，忠貞不渝。

德國的國運到了季公留學期間的「第三帝國」時期，已然經歷過了不少次的社會變革，當時的德意志人民，肯定要比三四十年以後才懂得「全民大煉鋼」、「畝產萬斤糧」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素質高出許多，政治意識也肯定遠較成熟和世故。

另外，早在卡爾˙馬克思要鬧革命的年代，德國社會的階級構成，已然大異於中國；像一個世紀以後的中國農民那樣，困厄於絕境的老百姓，大抵在當時的德國，比例並不夠多，因而形不成革命氣候和力量。

馬克思參與了沒有成功的「資產階級革命」，因而被逐出普魯士，流落倫敦。 他要讓共產主義在德國實現的理想，反倒有賴納粹頭子希特勒「間接」地、「局部」地替他做到了。 可是100多年之後，馬克思卻成了中國的一尊「神明」。 這尊新造「神明」非同小可，祂雖不承香火，也不受跪拜，卻叫滿臉油煙的孔聖人、太上老君、佛祖和關聖帝君都一一瞠乎其後；褻瀆祂，罪屬反革命，可處死刑，刑前可受殘虐。

儘管在第三帝國時期，獨裁者希特勒瘋魔全國，但作為統一的內在精神砥柱，德意志民族信奉了十幾個世紀的羅馬基督教(天主教)，和馬丁路德創立的，其時已有400多年歷史的抗羅宗基督新教，仍然暗中有效。 《新約聖經》裏所描述的耶穌，作為入世而不惜為信徒勇敢犧牲的教主，生前言行一致地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，這在規範信徒的行為上，要遠比中國傳統信仰的「菩提本無樹」，或者「丹成上九天」之類，能起的現實正面意義要大得多了。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把一切宗教不加區分地貶為「精神鴉片」，無疑是極端的偏頗。

德國得益於產業革命的種種成果，在季公所處的「第三帝國時期」，基本已經相當發達，這時只有侵略他國的條件，卻無民族內鬥的誘因。 而失去國土的猶太人適逢其會，作為異族和異教徒，又被認為出賣耶穌，如今掌握德國的經濟命脈，引來妒恨，於是不幸成了希特勒及其信徒要殘酷屠殺的對象。

中國的國運可不一樣，它的社會階級分化嚴重，農民和上層社會之間的階級差距有逾天壤。 原來只有一個孔夫子，像個教主般，跨階級地坐鎮人們心坎之龕，辛亥革命之後，改朝換代，皇帝退位了，卻出不來一個能夠「安內攘外」的領袖，接著來了五四運動，乾脆把孔聖人的文宣王都給廢掉了。 這時正在極度苦難之中的數億農民，和農民之外的各個社會階級，都惶惶然不可以終日，頓成無主孤魂，亟需一個能代替皇帝的領袖，以為信靠、膜拜的對象。 這是人類歷經數十萬年的進化，而寫在了基因裏頭的，對神祇、領袖崇拜的本能。

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大漢民族正好孕育出來一個亙古未見、出類拔萃的群眾領袖、革命精英，他就是毛澤東！毛氏把那什麼秦皇、漢武、唐宗、宋祖，一概不放在眼內，還取笑成吉思汗，「只識彎弓射大鵰」，熟知《三國演義》和《水滸傳》的普羅大眾正需要這樣一個英雄給大家當領袖，「真命天子」於是順理成章地成就了大業！

有那樣的一個一黨專政的共和國，有那樣的一個「只爭朝夕」的最高領袖，有那樣的一批野心勃勃、忠心耿耿的追隨者，有那樣的素質太不高而碩大無朋的民族，於是「社會主義新中國」的一連串政治運動、派系鬥爭，就理所當然地彼落此起了。 政治運動多了，左傾右傾習慣了，人們接受了派系鬥爭的洗禮，其本領也就越來越高強，手段就越來越巧妙，靈魂也隨之越來越墮落，國運終於迎來了成熟的歷史時機，醞釀出來了一個驚天地、泣鬼神，亙古未見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。 「文革」癌潰疽爛之後，貶稱「十年浩劫」。

有人說，歷史是會不斷重演的。這種說法似是而非。 人們看著歷史事件似曾相識，類比之下，型態、性質相似罷了。可是型態、性質相近的歷史事件，在當局者來說，在適逢其會者來說，往往看不出有什麼關聯、暗示，而形不成有效的警惕作用。 「十年浩劫」過去了，它絕對不會重來，但是只要國民素質保持長久不高，國家政治保持長久不開明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連「所見略同的英雄」們也不可預見的時機一旦成熟，別樣的不可思議的浩劫，還是有可能發生的。

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國民素質。 國民的素質不高，而有龐大的黨派，而又有「派性」，危險就存在了。

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提到了人的「派性」。 「派性」也好，「黨性」也好，其實都來自「群性」，就是集體意識，是人類共有的通性。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部落、社會、民族、國家、聯邦。有了這些，族群就能有效繁衍。 可是，人類個體除了有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，他還會有個性。個性和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之間要取得平衡，在必須取捨的關鍵時刻，懂得以良知為準則，判辨是非，定奪何去何從。 這，就是正義、平衡的教育之道。 失衡而不正義的教育，往往要試圖滅絕個性。 這種逆天而行的試圖，雖然永遠不可能實現，但在枉費心機的過程中，卻必定造成黨國、民族的大災劫。

正義、平衡的教育，不應是教條的強掗，不僅是知識的灌飼，不只是悉心培育一批實用的精英接班人，更不能只為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。

教育，是要培養天性狡黠、愛欲貪婪的人，讓他們學懂運用文明的手段達到私心的目的，而不必貪贓枉法，作姦犯科：貪財的可以從容不迫地撈得鉅財，戀色的可以溫文爾雅地漁得絕色；不必鋌而走險，淪落草莽，為梟作寇，擄掠姦殺。 讓他們學懂狡黠、貪婪雖為本性，而自尊、自重亦當存乎良知；學懂不必變態為邪魔、饕餮，學懂尊重善良、老實的人們的「和平共生權」，而不把對方視作獵物、草芥，予以捕殺、蹂躪。

教育，也要培育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們，讓他們學會看透狡黠、貪婪的人的假面、聽懂他們的謊言、讀通他們的私心、悟出他們的計謀。

現在人們都知道，自然界的生態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的「生態」也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如果光有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，而沒有狡黠、貪婪的人，它的社會「生態」就要失去平衡，發展就難以持續和進步。

但是，失衡而質量低的教育，能配合落後的社會現實，把狡黠、貪婪的人武裝成為假面、謊言專家，助他們把包藏私心、完善計謀的伎倆，鍛煉嫻熟；卻同時把善良、老實的人培養成膽小怕事、懦弱無能，把平庸、戇直的人捏塑成愚昧無知、冥頑不靈。 倘若人民普遍有這樣的素質，社會就要時刻處於人禍的邊緣上了。 而人禍，往往比天災慘烈；有些天災，又可因人禍而生。

謹以此文紀念季公羨林。

從學者教育家季公羨林辭世談到中國人民素質

上星期六，中國的學術界痛失了兩位碩果僅存、學富五車的老一輩學者教育家，一位是哲學、世界宗教、佛學和儒學學者任繼愈，另一位是古文字、古史、佛史學學者季羨林。兩位人瑞學者都於同一天在北京病逝，時間相距僅約四小時。

季公羨林生於1911年，也就是辛亥年。就差那麼一點就活上100歲，也就到了辛亥革命100週年了。

季公早年留學德國，獲哥廷根大學 Georg-August-Universität Göttingen 哲學博士學位，一生從事學術研究，範疇很廣，包括：佛教梵文、巴利文、印度古代文學、新疆古代吐火羅文、德國文學、佛教史、唐史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等。 博學者，斯之謂也歟！

季公出生在那個山河破碎年代的農民家庭，而能有這樣非凡的學術成就，晚年被譽為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學術泰斗」、「國寶」，當可謂之學術界的異數。

文革期間，季公身為北京大學教授、共產黨員，當然不能逃過這順天時、應國運、彰人性的「國家級」慘烈大迫害。他度過了生不如死的「十年浩劫」，「在自絕於人民的邊緣上」懸崖勒馬而倖免於難。 1978北京大學劫後復課，季公倖存復出，此後再無政治風浪，淡薄坦蕩地度過了煥發華彩的學術三十年。

我是中國人，大師也是中國人，可大師的學養之於我的無知，相去何止億兆光年！ 竊立季公門牆之外，雖望其門縫、牆隙，究竟何者為門縫、何處是牆隙，我大抵不能辨識。 既如是，本該沒有什麼資格說些什麼，也該沒有多少可說的話。

但季公是北京大學教授，又曾任北大副校長，屬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系統的殿堂級人物，我祖系雖出書香門第，而今我作為一介基本不算受過什麼教育的渾沌蠢物，偏對國家教育有些看法，偏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些期望，偏對我國國民智愚懸殊的現狀有點發急，因此，禁不住還要略微嘟囔幾句。 季公一生平易近人，在天之靈想不會怪我僭越狂妄。

季公既是學者、教授，也是一位作家，原來也寫過不少讓我讀得懂的文字，譬如《牛棚雜憶》。 我最愛試圖理解這人類歷史上僅有的、荒天下之大謬的「十年浩劫」，尤其是其中殘酷批鬥、虐殺無辜者的人性基礎，這，我或許勉可搭上碴。

不承想到網上一瀏覽，偏又讀到了季公寫於差不多十年前的一篇文章《千禧感言》，其中一節讓我頓生感慨。 文中說，「中國公民中某一些人素質不高」，有「隨地吐痰的壞習慣」，當時特別為了50週年國慶而「打扮得花團錦簇」的首都，在歡慶之後不到一個月，「花壇和草地遭到破壞、踐踏，煙頭隨處亂丟，隨地吐痰也不稀見。還有一些破壞公共設施的現象」。

季公的文章說，他「不了解，這些人是何居心」。 他認為，「過去主要靠說教….用處不大….必須加以嚴懲。捉到你一次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！ 他主張效法新加坡！

但此後多年，北京城管當局一直沒有採納季公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的獻策，只在舉辦「京奧」的前兩年，對隨地吐痰、亂丟煙頭等多項不文明行為，處以最高50元的罰金。 除了罰款，另加全面開動宣傳機器，教育市民「講文明、樹新風」。 這倒也似乎在「京奧」期間有過一定的效果，在世界來賓面前，免於在這吐痰、扔煙頭的蠅頭小事上，丟失國家體面。 可是，隨著盛會曲終人散，這古已有之，於今為烈的「國粹雅行」，卻又在首都捲土重來，「擲地有聲」，彼落此起，故態復萌了。

這位皓首窮經的學術大師，儘管一生從事教育事業，親身培育過不少國棟之苗，卻似乎還是有些「不了解」「中國公民中某一些人素質不高」的根本原因，不知道這些隨地吐痰、亂丟煙頭、破壞公物的人究竟「居心」何在。 像季公這樣一位才德兼備的老學者，還是會認為「加以嚴懲」，「罰得你長久不能翻身」，是值得提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！

我竊忖，季公留學德國，當知德國大小未及我國雲南一省，人口和四川相若，卻多有可跟博雅的季公比學問的學者，而沒有可跟隨地吐痰的中國百姓比素質的國民。 在中世紀以前還被羅馬人視作野蠻人的德國人民，今天普遍不愛隨地吐痰、扔煙頭，這並不是「加以嚴懲」可以得到的效果。

其實這些「素質不高」，有不文明行為的老百姓，並沒有什麼深不可測的「居心」，多半只是因為受教育太少，而同時教育的質量和教師的素質又太不高，因而沒有習得文明人的基本準則和內涵，欠缺文明人的面貌，做不出文明人的行為，這樣罷了。 中國固然有像季老這樣的學術巨擘，但畢竟稀如鳳毛麟角；社會上更多的是學識粗陋，自尊薄弱的老百姓。 這種現象，我姑名之曰「智愚懸殊」，而它的難兄難弟，正是貧富懸殊。

缺乏良好的教育的人們，眼見社會到處充斥著不公平、不正義的現象，他們不理解，心裏只會想：老實真誠、奉公守法會讓自己吃虧。 一部分缺乏自覺的人，自然對社會不生歸屬感，不會視社會為家園，更不會愛人如己，甚至還對社會懷有或輕或重的怨恨、敵視情緒。

有這樣「不高」的素質，而沒有暴力傾向的老百姓，如果被壓迫、被欺負，感到無助、無奈，卻又不能吭聲、無處宣洩，除了無的放矢，發發脾氣，用髒字罵罵人之外，吐痰解恨似是「生活兵法」的上上之策，類屬阿Q式的「精神勝利法」。 有些人就是口中根本沒有痰，都要故意在他瞧不順眼的人面前，愣吐一口唾沫，好贏片刻痛快，以補心理失衡。 我相信，這些人，不管屬於哪一類，如果心理未至完全崩壞，回到家裏，決不會在自家屋裏把痰亂吐。

至於有暴力傾向的人們的表現，可就難以逆料了。有的可能躲在陰暗的屋角裏虐待親人，有的更會到外面去做出驚天動地的血案，甚至找上一些無辜者同歸於盡。

人民缺乏良好的教育，為政者施加嚴厲的懲罰，企圖杜絕不文明的惡劣行為，這必然事倍功半，甚至徒勞；同時又會「激活」人的反抗本能，促進這些「不文明」的人們「行事」的衝動。「出擊」時，他們會提高警覺，加倍謹慎。 偶爾給逮著一次，罰金之後，往往不知改悔，只生怨恨，事後難保不會額外多幹十次！

顯而易見，要提高公民的素質，「說教」固是枉然，嚴懲只能治標，只有實施良好的教育，是治本的上上之策。 毋庸贅言，這是其中一樁世界上最難辦到的大事情，很多國家都把它辦砸了。

但願中國的教育家和為政者們早日徹悟：聽任智愚懸殊的社會現實長久存在，不是為政之道，不是教育之道，更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吉兆。

謹以此文悼念兩位學者教育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