聖門奇恥、黌宇隱患

前不久，有個從內地過來旅遊的女孩，違規在香港的列車上吃麵條，一個本地鹵男看不下去了，立馬見義勇為，橫加粗暴干涉，但卻為之已甚，全無分寸，不知進退，最終毫無必要地跟這女孩的母親對罵起來。過程之中，再荒謬不過的是：那個內地婦女說全國通用的普通話，這個本地鹵男竟然只能以廣東話應對！

有人把罵戰的短片上傳到網上。首都有個姓孔的看了，在他的網絡電視節目「孔和尚有話說」中，就此事作「評論」，「論」得入型入格，上綱上線。

這個「北僧」說：「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「就是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，到現在都是狗」；「香港現在回歸了，人心並沒有完全回歸，還有很多殖民主義留下的狗崽子，他在殖民主義者面前是狗，在內地同胞面前忽然覺得自己是狼」！

在短短不過六分餘鐘的「評論」裏，所用修辭堪稱漢語絕活，又是「走狗」、「王八蛋」，又是「西崽」、「二鬼子」、「狗崽子」，還有「一個字：賤」！並且添上一句辱娘國罵：「用北京人的話說就他媽欠抽」！鄙夷仇視之情，大抵無以復加了。

乍睹如此一灘惡唚，似應出自一個缺乏教養、人格低劣、心理失衡、思想狹隘、極端偏激的精神病號的磣口。可此「北僧」卻非一般無賴潑皮，據說卻是一員聖裔孔孫、共產黨員、北京大學「中文系教授」！

北京大學出此無禮罵街的「中文系教授」，倘使偉大教育家孔子在天有靈，或會說：「吾不欲觀之矣」！

竊以為，我國高等教育領域，至今未能解除意識形態的管控，教學人員失去充分的思想、言論自主，難免感到苦悶、無聊，有些人於是尋求在「臨界」點上發洩發洩，就像小男童愛說屎、尿、屁、雞雞、屁股之類，說時注目大人的表情反應，然後自己哈哈大笑一通。

這樣的心態，不過就是要迴避致罰的大禁忌，突破無傷大雅的小禁忌，以紓緩苦悶、無聊，為求精神上爽它一爽罷了。小男孩為之，是謂幼稚，大「和尚」如此，則定必有病了。

不過話得說回來，就事論事，這個以口磣聞名天下的聖裔孔孫、共產黨員、北京大學「中文系教授」對「很多香港人」的描述，形式上雖屬惡性胡唚，內容卻非全無客觀事實依據。無疑很有那麼一些香港人，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「在內地人面前揚眉吐氣」，這都是真的。

「在內地人面前揚眉吐氣」固屬醜陋、愚昧、可惡、可鄙，但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就沒什麼好批評的了，更無須以穢唚、謾罵的方式出之。

這個磣口孔孫該思考一下，何以我大中華，悠悠文明了五千載，香港讓那小不點的英國佔領才不過150多年，卻能「拿着鞭子」豢養出來那麼些回歸十幾年之後，仍然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的中國人？香港和祖國唇齒相依，而人家英國卻在萬里之外，是人家英國殖民者還「拿着鞭子」，把這個孫子「很多」可鄙的同胞們一個個「生生給抽老實」了，以至於「老實」得居然不認祖了，卻去認了一大堆「日本爹、美國爹」！？

這個孫子的先祖如若真的是孔子，那麼就該不能不知道，孔子的先世本是宋人，為逃內亂到了魯國，從此也就做了魯國人，顯然也不再認為自己是宋國人了。那又有什麼了？難道要罵孔子的老祖逃出國門，去認了個魯國「爹」，卻不反躬自問，何以人家不認你這個宋國「爹」？

還沒完呢，到了元朝、清朝，這個孫子的先祖代代承受異族帝蔭不輟，也沒個什麼聖裔教授要跳出來罵自己的祖宗給外族當「走狗」，協助維持萬惡的封建制度，加害於本族老百姓。

再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，這黨雖叫中國共產黨，宗師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等卻是德國人、蘇聯人；並且中國共產黨還狠狠批判了孔子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差點沒把曲阜孔林裏的孔子墓都給挖了，而這個孔孫竟然入了黨！可也沒個什麼聖裔教授要跳出來罵他，數落他認了個什麼德國「爹」、俄國「爹」。

話再說回來，開頭提到的那個始作俑者，也就是那個「見義勇為」的本地鹵男，他的素質確實很低，大抵比很多很多年前、創造「阿燦」的那個電視孬編導還要低，以至於低到了連我這個野人都認為可恥可悲而不可笑的地步，好比說就像這個孔孫尊敬的魯迅先生、他筆下的那個可憐的阿Q, 就懂得不放過比他弱小的小D，並且還糊里糊塗就參加「革命」，一馬當先做好漢去了！

可是對這麼一個鹵男，你能求全責備嗎？

我說，只能歸咎他所受過的劣質教育，只能歸咎於他的祖國無道，沒有把他保護好，以至於讓人家英國殖民者有機可乘，在香港就地把他給「狗」化了，並且糊弄他，讓他「在內地同胞面前忽然覺得自己是狼」，叫他長出一副跟這個孫子不相伯仲、異曲同工的醜惡嘴臉。

可你見過人家日本國有這號素質的國民，人家英格蘭有這號素質的國民嗎？

這號人嘛，幾乎可以肯定，非但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」，甚至恥為中國人。歧視、瞧不起內地同胞，尤其是同樣地缺乏教育、因而素質不高的同胞，卻是他們的心理常態，否則無以平衡。

然而，正因為這種人素質差劣，他做錯了，也不會懂得反思，把錯誤檢討出來，從而改過。跟他講理，告訴他應該嚴以責己，寬以待人，並且要有平等思想，不能歧視內地同胞，他大概也學不來。

這個孫子貶之為「狗」，似是當頭棒喝，讓這號人知所收斂了！我說，非唯不管用，抑且物傷其類，撩起這號鹵男們的腎上腺髓質，致使亢奮，惡劣行為只會越發變本加厲！

有這款嘴臉的這個孫子的那股唚勁，肯定無助改善惡局，那只不過是狗咬狗，一嘴毛罷了，徒然弄得病毒播散，遺害無窮！

如此「中文系教授」，我說真是聖門奇恥、黌宇隱患！

且看近日網上的有關網文，客觀、平和地分析、評論事件的固然不少，更多的卻是狂亂的互吠。此後陸港兩地，這種低素質同胞之間的矛盾、相互歧視，難免因而越發加深、加劇。陸港教育當局，和素質尚有提高空間的教育從業人員們，不應袖手旁觀了吧！有些個別的「人之患」是爛得沒救了，好的們須加油！

《論語․述而》有這麼一句：「子釣而不綱」。說的孔子只會一尾一尾的釣魚，而不用大網去捕撈，一網打盡。用新中國的革命語言，也就叫個「團結大多數，打擊一小撮」吧。

盤據於中國最高學府裏，聞說混得很不錯的這個聖裔孔孫「中文系教授」，或可重讀孔夫子的書，聽孔夫子的話，照孔夫子的教導論事。何妨暫且放下革命的刺刀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再決定是否必須把那些不幸跟阿Q一般素質的「狗崽子」們一刺刀捅死？

哎喲，還有幾句：慚愧了，我這野人也忒不幸，既沒上過北京大學中文系，也不會唚，更不會吠，素質或比「狗崽子」們更次一等，若能攀附一下，允許對號入座，姑且算入「很多香港人」之列，也就不枉此生學來幾個漢字，懂得去讀《論語》和魯迅了。

聖門竟出這種孔孫，北大能藏這號「中文系教授」，則我一介野人，當一條不吠自己同胞的香港「狗崽子」，大可以恬不知恥了！

紀念季公羨林，試談「十年浩劫」

中國老一輩學者季公羨林日前逝世，昨天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了遺體告別式。

季公最該為人景仰的事，竊以為，是他身為共產黨員，身在國內，卻毅然寫出了《牛棚雜憶》，把個人經歷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的悲慘遭遇，樸實地告訴了世人。 讓人們都看到了，在某些社會、政治條件之下，人性的墮落，人的悖逆人道，可以淪於怎樣一個可笑、可怖、可恥、可悲的境地。

這幾天又讀了一些季公的文章，對這位身心雖遭殘害，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熬過「十年浩劫」的老學者，敬意不禁又增幾分。

季公生前要求辭謝人們加在他頭上的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學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「桂冠」，好歸於真正的自由。

其實，「桂冠」這玩意，一如外號，自己是摘不掉的；因為不管本人願意不願意、承認不承認、答應不答應，別人倘要接著那樣「獻冠」下去，本人大抵也沒什麼轍。 面稱時，固然可以扭過頭去不答應，顧左右而言他。 但在本人不在場時用作背稱，本人就無從過問了。 因此，季公這「大師」、「泰斗」和「國寶」三頂桂冠，實則無法有效摘除，以至還被愛戴他的人，「擅用」於告別式的輓聯中：

文望起齊魯通華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
德譽貽天地辭大師辭泰斗辭國寶大名無名性存淡泊歸未名

輓聯中雖有「辭」字，實際卻是辭不掉了。 這些「桂冠」，大抵也只能隨中華文化和黨國歷史的永存，讓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，被動地、無可奈何地戴下去，戴到天荒地老了。

對泱泱大中華而言，季公的獲獻三頂「桂冠」，顯示的其實並非全然正面的意義。 從其中一個角度看，這說明了中國文化人才匱乏，非常嚴重。 倘若中國滿地盡是大師、泰斗、國寶；也就是說，率土之濱，到處都有像季公這樣的人才，那麼季公頭上被動戴上的，當然再無所謂「桂冠」，他也就不必苦心孤詣，要著意為文，鄭重懇求「摘帽」了。

可惜的是，中國雖大，國土約為季公昔日留學的德國的27倍，人口約當16比1, 差距不為不大。 可是在這偌大的中國，像季公這樣的學者，比例上僅屬寥寥，可謂鳳毛麟角、碩果僅存，可能要比德國黑森林裏的野貓，和四川臥龍保護區裏的四足「國寶」，還要稀罕。

今天，學者作為一個籠統的職業類屬，在季公曾經留學的德國，大抵並不罕見，因而無大異於普通人；但在中國，由於教育事業起步晚近，「發展遲緩」，又多遭政治干擾和摧殘，學者因此成了珍稀物種，每每受到過度的景仰和崇拜，而成為「學術寄生物」的攀附對象。 學者一旦在學術界獲得尊崇，近處也就必然出現畢恭畢敬、唯唯諾諾、馴貼殷勤、巧言令色的晚輩。 這種晚輩，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描寫得很清楚了，俾逢因緣際會，他能一夜變色。

由於所受教育質量不高，這種「變色龍」不一定都能洞悉自己的本性和異能，因而不會感到半點噁心或羞慚；捫心自省，只會自覺忠心耿耿；一旦要變起色來，必當理直氣壯、義無反顧。 只要主上不仁，欽賜時機，就算對象老弱病殘，為了一己之私，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大義棄師，把該揪出來的還揪出來，把該迫害的還予殘酷迫害，絲毫不會手軟。

莫非這也是季公要卸掉百年「樹冠」的原因之一？為的好讓這類「學術寄生物」，再也無從攀援。

季公在他的文章裏把中國人(似乎單指漢人)和德意志人民比較，他說：「德國人民……爲人正直，淳樸，個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。在政治上，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。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絕大多數。」

我看不見得。 德國人那種老實，恐怕是超脫於世故之外的老實，略可謂之反璞歸真。 這是因為德意志人民在近代所經歷的種種社會鬥爭，要比中國普羅漢人的豐富得多。 中國漢人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二十年，也就是文革時期，大部分還只屬文盲的農民階級，只知道天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 而「工人階級」、知識分子，也大都新近來自農民家庭。

季公又在另一篇回憶他留學德國的文章裏說，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姑娘對他說，如果能為希特勒生孩子，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。

這一切，顯而易見，都是教育的結果。 在納粹主義的教育下，為數不過六七千萬的德意志人民接受了服從領袖、不容懷疑的愛國、愛黨價值觀，一生一世，忠貞不渝。

德國的國運到了季公留學期間的「第三帝國」時期，已然經歷過了不少次的社會變革，當時的德意志人民，肯定要比三四十年以後才懂得「全民大煉鋼」、「畝產萬斤糧」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素質高出許多，政治意識也肯定遠較成熟和世故。

另外，早在卡爾˙馬克思要鬧革命的年代，德國社會的階級構成，已然大異於中國；像一個世紀以後的中國農民那樣，困厄於絕境的老百姓，大抵在當時的德國，比例並不夠多，因而形不成革命氣候和力量。

馬克思參與了沒有成功的「資產階級革命」，因而被逐出普魯士，流落倫敦。 他要讓共產主義在德國實現的理想，反倒有賴納粹頭子希特勒「間接」地、「局部」地替他做到了。 可是100多年之後，馬克思卻成了中國的一尊「神明」。 這尊新造「神明」非同小可，祂雖不承香火，也不受跪拜，卻叫滿臉油煙的孔聖人、太上老君、佛祖和關聖帝君都一一瞠乎其後；褻瀆祂，罪屬反革命，可處死刑，刑前可受殘虐。

儘管在第三帝國時期，獨裁者希特勒瘋魔全國，但作為統一的內在精神砥柱，德意志民族信奉了十幾個世紀的羅馬基督教(天主教)，和馬丁路德創立的，其時已有400多年歷史的抗羅宗基督新教，仍然暗中有效。 《新約聖經》裏所描述的耶穌，作為入世而不惜為信徒勇敢犧牲的教主，生前言行一致地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，這在規範信徒的行為上，要遠比中國傳統信仰的「菩提本無樹」，或者「丹成上九天」之類，能起的現實正面意義要大得多了。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把一切宗教不加區分地貶為「精神鴉片」，無疑是極端的偏頗。

德國得益於產業革命的種種成果，在季公所處的「第三帝國時期」，基本已經相當發達，這時只有侵略他國的條件，卻無民族內鬥的誘因。 而失去國土的猶太人適逢其會，作為異族和異教徒，又被認為出賣耶穌，如今掌握德國的經濟命脈，引來妒恨，於是不幸成了希特勒及其信徒要殘酷屠殺的對象。

中國的國運可不一樣，它的社會階級分化嚴重，農民和上層社會之間的階級差距有逾天壤。 原來只有一個孔夫子，像個教主般，跨階級地坐鎮人們心坎之龕，辛亥革命之後，改朝換代，皇帝退位了，卻出不來一個能夠「安內攘外」的領袖，接著來了五四運動，乾脆把孔聖人的文宣王都給廢掉了。 這時正在極度苦難之中的數億農民，和農民之外的各個社會階級，都惶惶然不可以終日，頓成無主孤魂，亟需一個能代替皇帝的領袖，以為信靠、膜拜的對象。 這是人類歷經數十萬年的進化，而寫在了基因裏頭的，對神祇、領袖崇拜的本能。

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大漢民族正好孕育出來一個亙古未見、出類拔萃的群眾領袖、革命精英，他就是毛澤東！毛氏把那什麼秦皇、漢武、唐宗、宋祖，一概不放在眼內，還取笑成吉思汗，「只識彎弓射大鵰」，熟知《三國演義》和《水滸傳》的普羅大眾正需要這樣一個英雄給大家當領袖，「真命天子」於是順理成章地成就了大業！

有那樣的一個一黨專政的共和國，有那樣的一個「只爭朝夕」的最高領袖，有那樣的一批野心勃勃、忠心耿耿的追隨者，有那樣的素質太不高而碩大無朋的民族，於是「社會主義新中國」的一連串政治運動、派系鬥爭，就理所當然地彼落此起了。 政治運動多了，左傾右傾習慣了，人們接受了派系鬥爭的洗禮，其本領也就越來越高強，手段就越來越巧妙，靈魂也隨之越來越墮落，國運終於迎來了成熟的歷史時機，醞釀出來了一個驚天地、泣鬼神，亙古未見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。 「文革」癌潰疽爛之後，貶稱「十年浩劫」。

有人說，歷史是會不斷重演的。這種說法似是而非。 人們看著歷史事件似曾相識，類比之下，型態、性質相似罷了。可是型態、性質相近的歷史事件，在當局者來說，在適逢其會者來說，往往看不出有什麼關聯、暗示，而形不成有效的警惕作用。 「十年浩劫」過去了，它絕對不會重來，但是只要國民素質保持長久不高，國家政治保持長久不開明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連「所見略同的英雄」們也不可預見的時機一旦成熟，別樣的不可思議的浩劫，還是有可能發生的。

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國民素質。 國民的素質不高，而有龐大的黨派，而又有「派性」，危險就存在了。

季公在《牛棚雜憶》裏提到了人的「派性」。 「派性」也好，「黨性」也好，其實都來自「群性」，就是集體意識，是人類共有的通性。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部落、社會、民族、國家、聯邦。有了這些，族群就能有效繁衍。 可是，人類個體除了有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，他還會有個性。個性和「派性」、「黨性」、民族性之間要取得平衡，在必須取捨的關鍵時刻，懂得以良知為準則，判辨是非，定奪何去何從。 這，就是正義、平衡的教育之道。 失衡而不正義的教育，往往要試圖滅絕個性。 這種逆天而行的試圖，雖然永遠不可能實現，但在枉費心機的過程中，卻必定造成黨國、民族的大災劫。

正義、平衡的教育，不應是教條的強掗，不僅是知識的灌飼，不只是悉心培育一批實用的精英接班人，更不能只為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。

教育，是要培養天性狡黠、愛欲貪婪的人，讓他們學懂運用文明的手段達到私心的目的，而不必貪贓枉法，作姦犯科：貪財的可以從容不迫地撈得鉅財，戀色的可以溫文爾雅地漁得絕色；不必鋌而走險，淪落草莽，為梟作寇，擄掠姦殺。 讓他們學懂狡黠、貪婪雖為本性，而自尊、自重亦當存乎良知；學懂不必變態為邪魔、饕餮，學懂尊重善良、老實的人們的「和平共生權」，而不把對方視作獵物、草芥，予以捕殺、蹂躪。

教育，也要培育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們，讓他們學會看透狡黠、貪婪的人的假面、聽懂他們的謊言、讀通他們的私心、悟出他們的計謀。

現在人們都知道，自然界的生態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的「生態」也不能失衡。人類社會如果光有天性善良、居心老實、資質平庸、言行戇直的人，而沒有狡黠、貪婪的人，它的社會「生態」就要失去平衡，發展就難以持續和進步。

但是，失衡而質量低的教育，能配合落後的社會現實，把狡黠、貪婪的人武裝成為假面、謊言專家，助他們把包藏私心、完善計謀的伎倆，鍛煉嫻熟；卻同時把善良、老實的人培養成膽小怕事、懦弱無能，把平庸、戇直的人捏塑成愚昧無知、冥頑不靈。 倘若人民普遍有這樣的素質，社會就要時刻處於人禍的邊緣上了。 而人禍，往往比天災慘烈；有些天災，又可因人禍而生。

謹以此文紀念季公羨林。

胡扯國運

老同學又來電郵談中華文化。我以打字過癮，又愛胡說八道，不妨再屬孬文一篇。

相較於地球的所有生命，或者光是脊椎動物，甚或只是靈長目、直立人、智人、現代智人等的進化歷程，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短淺得很，一般相信，不過就只有一萬多年罷了。

咱們的先祖從非洲出來的時候，大抵還只是以漁獵―採摘維生的部落；打從發明農耕，馴養禽畜，這才催生了文明。再過幾千年，文字就發展出來了，文明於是進入了飛躍期，在短短的五千年間，咱這現代智人竟然脫胎換骨，坐在這裏對著每秒閃動50次的電腦顯示屏，通過虛擬世界，混談我華夏大漢文化！

在這五千年間，文明、文化發展迅速。這不是偶然的，這是因為創造了文字這種符碼工具，能方便地把知識紀錄下來，並予以保存、傳播、承傳。有了文字，教化就談得上了，再而發展成為近代意義的教育，乃至全民普及教育。

早在2,500年前，咱這華夏文字系統已經發展成熟，不但成為中央集權王朝的統治工具，而且用在詩歌、歷史、學說、音樂、教化等方面。 有了文字，咱們的萬世師表孔子方能有用武之地。

由此，咱們今天能讀到《論語》所載「常沮，桀溺耦而耕」，和「子曰吾不如老農……吾不如老圃」那樣的話，印證當時已是農耕社會；也能讀到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」那樣的話，印證當時的農耕社會已有貧富、貴賤之別。

那時候，黃河河口1,000多公里外的日本，卻還處於「繩紋文化」的晚期，既沒有文字，也不懂得農耕；固然沒有貧富之別，當然更不會有所謂可恥的富貴和貧賤了。

可是到了今天，日本基本已經是個均富的國家，一切生產技術，包括農業，都在世界先進之列；農民的孩子不必渴求「讀書致富」，而可預期有安穩的生活；倘若在本地交不上女朋友，娶不到漂亮苗條的嬌妻，給他傳宗接代，可以選擇飛到中國來，物色日語系的本科畢業女生。

反觀我大中華，固然還在大後頭趕得呼哧呼哧的！而就某些社會狀況而言，和2,500年前似乎相去未算太遠；比如說，還有文盲，而貧賤的老百姓仍多，依然難循正途「發財致富」；「不義而富且貴」者，如昔恬不知恥，而猶有甚之。

這一切，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」？我說：這需要無數有才德、有遠見、有魄力的政治家和教育家。 而這些個嘛，卻似乎屬於不可知的國運範疇，莫可強求哇。

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」，已矣夫！有則「媢嫉以惡之之」，而「違之俾不通」，費勁！無則無矣，皆大歡喜，省得還要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」！

邦有道，好讀書

前幾天4月23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「世界讀書日」，溫柔敦厚的溫家寶總理在國家圖書館說：「一個不讀書的人、不讀書的民族，是沒有希望的。」

作為一個沒怎麼讀過書，目前也不大讀書的野人，聽了總理的這些話，不禁讓我打後腦勺往下涼了一大截！

發涼之後，我就聯想到了，內地「希望工程」等慈善助學組織，籌款給農村蓋了很多學校，可不少農民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，因要留在家裏種地，且山路遙遠，還是上不了學，讀不上書。 為了鼓勵農民讓孩子上學，有些主事者就喊出了「讀書致富」的口號，以金錢的魔力，來誘發上學讀書的積極性。

可是溫總理這一次卻沒有這麼說：一個不讀書的人、不讀書的民族，是沒有希望的，尤其是沒有「致富」的希望！ 總理也沒有引用或許更有特效的大白話傳統至理名言：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！

我在新聞報道上聽到了溫總理的話，雖非無動於衷，卻也並未如雷貫耳；那是因為我透徹自知，既然只能在這裏說些缺乏水平的話，「沒有希望」已成定局，那就大可不必趕緊奮起讀書，奢望「致富」於他朝了。 呵呵呵！
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抽出了寶貴生命的涓滴，粗略讀了幾頁《論語》，好對總理語重心長的訓誡，聊表敬意。

《論語․公冶長》有這麼一節：『子謂南容，「邦有道，不廢；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。」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』

我說孔子真夠忙的，姪女找婆家，竟也由他包辦。大抵其時他哥哥已經亡故，而他門徒眾多，又都知道他們的品性，於是讓他作了主。

在孔子那個時代的封建社會，周天子無能，眾多諸侯國中，老百姓生活並不容易，往往連基本的存活都成問題。 孔子的門徒南宮适(音括。适字子容)似乎精通生存之道，知所進退。國政開明的時候，他能為官食祿，貢獻才能；國政腐敗，他又能明哲保身，免於坐大牢、掉腦袋。孔子大抵認為此君保險，就把哥哥的女兒許配給他。

孔子為師，總是因人、因才施教，也透過評價某些堪作正面或反面教材的個人，向門徒道出為人和生存之道。

《公冶長》又有這麼一節：『子曰：「寧武子，邦有道，則知(智)；邦無道，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』

今天，人們都拿「愚不可及」這句話來罵人，其實是錯用典故，習非成是了。這原來竟是誇人的話。

這一位寧武子，對這「政道無常」的應對，更是出神入化了。國政開明，他就表現自己的智慧；國政腐敗，他就索性裝笨。 這寧武子的「愚」，大抵是要獨善其身，不和「無道者」同流合污，也避免跟他們正面交鋒，為自身帶來禍害。

孔子這裏的所謂有道、無道，實際就是國君本人的英明與昏庸，及其臣子的賢與不肖。 也許孔子運氣不佳，也許時局實在太亂，在我看來，孔子終其一生，實際沒有見到過真正「有道」的邦，乃至周遊列國多年，竟然沒有一個國君懂得他是個人才。願意接待他的，卻又對他生起疑懼，讓他落到「厄於陳蔡之間」，差點沒成了餓殍，為道邊樹的成材充當肥料，作出貢獻！

《泰伯》有這麼一節：『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(現)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』

孔子的這幾句話，確實不見得有什麼高明之處，不外主張活在亂世要明哲保身，遠離危險，不應為求富貴而同流合污罷了。 國家「無道」，「不居」、「不入」、「隱」則可矣，至於貧賤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沒有條件「不居」「危邦」和「亂邦」，該怎麼辦呢？這就不在孔子談論範圍之內了，因為他的門生之中，貧賤而無力移民者，大抵絕無僅有。

移民去國，對於「無道」的政權，是有利的，這是因為減少了反對、敵對者，因而大可接著「無道」下去。 移民到了他國，對移民本身也是有利的，這是因為人生地不熟，新移民對不義的容忍度較高，易於在新環境裏苟安存活、逆來順受，這就利於繁衍子孫後代了。

孔子的先世原居宋國，因逃亡移居魯國陬邑。後來孔子在魯國不見用，就出國尋找機會。當時的衛靈公最尊重他，按魯國的標準發給他俸祿，可是沒有給他官職。 如果衛靈公真的「有道」，能起用他，孔子也許就會從此成為衛國人了。 今天孔氏後人遍居內地和台、港、星、馬，還有北美洲，繁衍昌盛，人口可能已逾300萬之譜，孔子的這種明哲保身指導思想，作為家教，其作用當不小吧。歷史上似乎只有一位孔孫曾遭殺身之禍，他就是孔融，大抵「隱」術未精，不幸和妻子一塊被曹操誅殺了。

不過，孔氏2,500多年來的繁衍，卻比不上只有不到1,000年的成吉思汗。

研究人類基因的科學家們近年得到一個驚人的數據：今天生活在昔日元朝版圖之內的人口，有大約百分之八――也就是1,600萬，擁有同一個Y染色體。 他們推斷，這個Y染色體，絕大的機會來自成吉思汗本人。 倘這是真確的，人類家族的繁衍，似乎以「無道」的霸業最為有效：殺人無數者，卻得子孫昌盛！

再說《論語》。 《衛靈公》有這麼一節：『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 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」』

孔子在這裏對蘧伯玉的讚美，也和上面所引他的話如出一轍，是在亂世明哲保身之道。 在當時的社會，「邦無道」，出仕而位不至國君之側，確實很難有什麼撥亂反正的作為；強為之，大抵只能招致牢獄之災、殺身之禍。

「無道」之政，往往讓人無奈。 正所謂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」，那是無計可施的事。下雨了，只好進屋裏避一下，以待雨過天青；母親要改嫁，只好躲起來暫不見人，熬過被人恥笑的高峰期。 這就能免於淋雨著涼生病；或者不甘被恥笑，跟別人發生衝突，以至把小命給賠上了。 保住性命，方能養活一妻半妾，恪盡傳宗接代的孝道。這也許能說明，咱這漢人，何以今天能成為人口大族，佔去全人類的五分之一。 我猜，咱這漢族的一些有利全族繁衍的遺傳特質，除了一部分來自生物性的「自然選擇」，還有很大的一部分，必是來自文化範疇的「社會選擇」。

但孔子竟也讚美不惜自殺以死諫的史官子魚，說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」。

可惜像史魚那樣，任何時候都像箭矢般正直的人，在華夏族裔裏只是鳳毛麟角。昏庸的國君往往無人勸諫，乃至像孔子那樣的人才，竟被當世的「無道者」忽視、棄置。 這倒也罷了，卻還要被後世的「無道者」架空、利用了兩千年，成為障礙思維、堵塞創見、掩蓋真理、顛覆正義的工具；而一直沒有一個「智者」拆穿其中「陽謀」，終至在享祀多朝，食祿百代之後，卻被錯認作貽害神州大地的替罪羊，在「打倒孔家店」這民族、文化大醜劇上，當了第一男主角！

孔子有靈，大抵涕泗滂沱，曰：「恥也！」

可是，儘管今天孔子早已在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名譽，定期享祭祀，廣泛被宣揚，但漢族人民之中，讀過孔子的言行錄《論語》者，大抵寥寥。讀了又能憑主見去理解、客觀地批判者，大抵是絕無僅有了。

然而，在封建專制傳統之下，潛移默化地承傳下來，被相當嚴重地歪曲、誤解、附會了的儒家價值，卻依舊和一些原始迷信、社會陋俗揉作一塊，活在人們心中，牢不可破；儘管禁受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的「十年浩劫」，大致保全完好。

《憲問》有這麼一節：『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』 孫，是遜的借字。危行言孫，大致是處事嚴正，說話婉轉低調的意思。

今天偉大中華國運方興未艾，再怎麼也不能說是個「無道之邦」了吧，可是在一般行為、表現上，人們都未能做到「危行」，至於「言遜」，則可云過甚；人們偶爾稍稍「危言」兩句，往往還是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！

讓人們自由自在地「危言危行」的日子，但願能早日到來！

北大精英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聯想

2003年底，一位朋友從萬維網上給我抄送了幾篇文章，大概認為精采，不容錯過。 有些我讀後深有所感。 其中一篇很有意思，篇名“懷念故人”，談及作者阿憶的幾位已故師長、偶像學者，和早逝的同窗，憶述了一些在他們生前，跟他們交往的情景，和會面的印象。文章行文樸素，情感真摯。
然而，細味這篇文章，讓我產生一些特殊的感受，不吐不快。於是不免胡言亂語，嘀哩嘟嚕就在鍵盤上打了一大堆，目的只在回贈朋友，本來無意發表。 近來由於要在blog上胡謅，把這篇舊文也翻了出來。 到網上搜尋一下，在北京大學的網頁中，找到了這篇內涵深邃的文章，再讀一遍，比照一下，發覺幾乎原文依舊，幾年來未作修訂。 我一時有些感慨，於是略改拙文，發表於此，希望感興趣的朋友先到網上細閱該文，然後回來看我的胡言亂語。
據網上資料，作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無疑是中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‘精英’。 文章的字裏行間隱含和突顯的個人思想和價值觀，多少反映了國家高等教育，在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塑造上起到的作用。

作者在文章 (以下或稱‘憶文’) 的第一節裏說，“早在上中學的時候就知道，北大的燕南園是片聖人居住的別墅區”，又說語言學泰斗王力先生熟練操縱的第七種語言——越南語，學的時候已經72歲，這讓他“無法不自慚形穢”。 而四卷《古代漢語》，“為王先生帶來了驚人的版稅收入”，高年級學生帶他們去“拜謁王力先生，路過燕南園南邊的工商銀行時，說…這銀行半數的存款是王先生一個人的”！
如果作者的遣詞用語都是正面的，並不隱含絃外之音，那麼作者對王力先生的崇拜，以至尊為聖人，很可能就是因為王力先生非凡的語言能力，就是因為王力先生驚人的版稅收入！ 因為“憶文”裏並沒有述及王力先生的高風亮節，沒稱頌王力先生行為世範。 這種型態的尊崇，可以說是一般的單純個人崇拜。
抑不知作者今天是否仍對先師尊崇如舊，倘若清明節到墓前致祭，是不是還會不敢稍忘階級觀念，不敢稍忘自己的卑微，甚至用上‘跪謁陵寢’之類的字眼來作表述？

‘憶文’稱王力先生為‘北大聖人’。 聖，《說文》的解釋是“通也”。 這個詞，在古漢語裏本來並沒有今天所說的，借譯洋文divine, holy, sacred, saint等詞的‘神聖’的意思，甚至沒有道德節操崇高的涵義，大抵只是說的理解能力非常高，聰明絕頂，有大智慧，能明白十分深奧的道理，一個頂一萬個，這樣罷了。 孔子說：“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！” 又說：“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” 大抵用的這個原義，可見就連那所謂‘仁’，都沒有包括在內。 可是經過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和特權知識階級的厚貼金、絕對化，詞義就變得高不可仰，深不可測，寬不可狀，遙不可及，竟至於變成了一個帶有迷信色彩的字眼。 ‘憶文’裏把王力先生稱為‘聖人’，倘若還用《說文》的本義，該是不至大謬不然的。 然而，此詞似乎不能回復古義了，除非作者寫的並非現代語體文。
今天在現代漢語詞彙裏的所謂‘聖人’，無論指的是中國的，還是外國的歷史人物，不管用於文化範疇，還是宗教領域，一般都是指的人死之後，被當代或後世的統治階級、宗教組織，認定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，在言行上堪作楷模，甚至死後顯現聖蹟，而予以追封賜諡，敕令子民或教徒必須敬畏崇拜的神聖人物。

今天在中國，不管在哪個領域，大概都不會產生聖人了。 但中國卻有天主教，在天主教的神聖國度裏，也許要當別論。 十年前，印度加爾各答天主教會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逝世。她在那裏為痲瘋病人、貧民、賤民和孤兒鞠躬盡瘁了大半生。 她逝世後不久，就被羅馬教廷列為‘聖品’，進入‘封聖’程序，目前已通過了‘beautification’, 被尊稱為真福德蘭(台譯德蕾莎)Blessed Teresa, 往後一旦顯現了教廷認為足夠的‘聖蹟’，就會正式成為天主教聖人，尊稱為加爾各答的聖德蘭Saint Teresa of Calcutta (Kolkata)了。 到那時候，中國的天主教徒，就會多了一位值得效法的聖人。
當然，要像印度城市街角上整天坐著，蓬頭垢面，赤腳裸身，給人祝福，索取盧比，而美元也不拒絕，但少給就有可能開罵的，也叫‘聖人’的‘聖人’，又屬另類。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【聖人】條的解釋有二： 1.舊時指品格最高尚、智慧最高超的人物，如孔子自漢朝以後被歷代帝王推崇為聖人。 2.封建時代臣子對君主的尊稱。
在今天，在現代漢語的觀念裏，管王力先生叫個聖人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，該都不算很合適，儘管他是一位絕頂聰慧，對社會、文化有很大貢獻的語言學家，儘管他收過驚人的版稅，住過北大別墅區，能說七種語言。

五千年來，除了帝堯、帝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周公旦，中國就只有一位盡人皆知的聖人。 那就是畢生沒收版稅一個子，沒住別墅半個區，沒學語言七大種的孔夫子。 孔夫子編篡、修訂、寫作的典籍，也曾被稱為聖經。 從前，到孔聖人畫像前得叩拜，甚至上香，讀聖經要正襟危坐，畢恭畢敬。 今天一般指耶穌誕辰的聖誕，原來就是指的孔子誕辰，現今奉儒道為宗教者仍用此義。
然而，孔子的聖人稱號，並非來自他當時的學生，也非來自歷代缺乏教育的一般老百姓，或者飽讀詩書的讀書人的尊奉，而是正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釋義所說，“被歷代帝王推崇”所致。
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。 但孔子被漢朝皇帝首度追封，卻在武帝之後，而且僅至公、侯的爵位。 到了唐朝，玄宗追封他為‘文宣王’。 宋真宗時升格為‘至聖文宣王’。 到了元朝，再升一級，蒙古皇帝鐵穆爾竟然追封他為‘大成至聖文宣王’。 到了滿清皇朝，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就更進一步，賜他‘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’的封號。 大抵孔子的‘聖’，在皇帝眼裏，已然遠遠超越了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和周公，而達到了千古的極至，正所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了。
雖然托孔子的洪福，弟子顏回被尊為‘復聖’、曾子為‘宗聖’、孫子子思為‘述聖’、子思門人的學生孟子為‘亞聖’，但似乎都只是徒具虛名而已，實際上沒有‘聖’到哪裏去。 至於文學範疇裏詩聖杜甫的‘聖’，似乎和詩仙李白的‘仙’不相伯仲，乾脆夠不到至聖、亞聖一類‘聖’的範疇了。 而和‘詩聖’層次相若的‘聖’，據說還有‘武聖’、‘書聖’、‘畫聖’、‘茶聖’、‘酒聖’、‘藥聖’等等，真要這麼‘聖’下去，恐怕‘聖’之不盡，而至於‘濫聖’了呢。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孔子‘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’的封號，由於被捧得太高、太玄，被竊用得太濫、太謬，以至成了暴君酷吏欺壓平民百姓、殘父暴夫控制子女妻媳的神祇偶像，曾幾何時，竟被激進學者、革命分子和熱血青年錯認作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，給假借虎威的狐狸當上了替罪羊，而被無辜打倒，無理批鬥，歷時竟達六十年。
不過，如今孔子早已恢復名譽，一年四季，又在廟裏廟外受祭享供了。 本文初稿的那年秋天，曲阜孔廟迎來一群韓國女大學生，穿戴周代服飾，獻古舞以致祭祀。
證諸孔子的言行錄《論語》(雖則述而不作)、北方韻文總集《詩》(雖則有所芟刈)、編年魯國歷史《春秋》(雖則意含主觀褒貶)，孔子確堪被尊為聖人、萬世師表，而且也肯定是一位對華夏政治文化有偉大貢獻，亙古無匹的學者。 只要翻閱《論語》，把它讀明白了，必然深受感動，肅然起敬！
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、社會體制、文化、教育型態的一座座大山之下，把孔子尊為不可超越的‘至聖’，也就等於給一切可能的社會發展寫上句號，等於給予封建統治階級以實施愚民政策的大便利了。
我猜想，這也正是為什麼咱們遠在春秋時代，已經出了像孔子這樣一位偉大先進的教育家，連顏回那麼窮的年輕人都有上學的機會，而兩千多年後的今天，咱們竟還有讀不上書的孩子！
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在孔子的年代稱為‘君子’ ——也就是‘有德者’，孔子拿來和沒受教育，未讀詩書，不識禮樂的‘小人’——也就是‘無德者’ ——對舉。 《論語》裏就有“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”之歎。 雖說孔子有教無類，畢竟那時候，赤貧如顏回者，大抵就跟咱們今天山區農村裏，普遍營養不良的兒童沒有兩樣，銀子固然拿不出來了，要在緊絀的食用裏，攢下幾塊乾豬肉，當個學費交上去，怕也並不容易。 因此，要接受教育，成為‘君子’，對窮家子而言，談何容易！

兩千五百多年來，中國的教育無疑有所發展，畢竟走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征途嘛，哪能原地踏步！ 但發展卻是可恥的緩慢。 進步最神速的，不在教育本身，卻在它的一個附屬部分：科舉考試制度！ 中國封建皇朝的科舉制度，層級分明，實施嚴格。 可是因為沒有像樣的教育制度，和合理的教育方針和理想去配合，從來就拔擢不出真正有能之士。 雖則如此，那精心設計的考試方式，卻足以挑選擅長模仿、迎合上意、從不功高蓋主的庸才。 這些庸才，庸固是庸，卻畢竟是才，是可用之才，尤其為聖君明主充當聽話的忠臣，就再合適不過了。 倘若滿朝文武，盡皆超越天子的精英，皇上的睿智聖明豈不白搭！ 怎麼還能叫個‘聖上’！ 偶爾‘聖上’竟是個倒行逆施的昏君，庸才正堪做其貪汙腐敗的佞臣了。
由於教育沒有得到與時俱進的應有發展，選賢舉能又從未在又偏又狹、不公不義的科舉考試制度之下實現，宋朝以來，整體社會發展有如逆水行舟，不進而退，一代差似一代。 到了清朝末葉，竟至於大大落在了西方世界的後頭，為我長發其祥的偉大中華，在列強的覬覦下，寫成了一頁又一頁的喪權辱國百年史！

近代教育的具體概念，大抵要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，從東洋輸入‘教育’ 一詞，才開始在中國漸漸為讀洋書的人們所知。 此詞源出《孟子˙盡心》：“君子有三樂…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” 日本人擷以翻譯西文的education一詞，大大擴充了原詞詞義。
說到中國的教育，絕對不能不提的，就是中國兩所最早的大學：其一是‘憶文’作者的母校北京大學，另一所就是清華大學。

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成立於1898年，比開羅大學晚約1,000年，比牛津大學晚約700年，比東京大學晚約20年。 戊戌變法，光緒皇帝大抵從東洋回來的留學生那裏學懂了教育應為何物，於是要廢除科舉，興辦學校，任命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學大臣，籌辦大學堂，詔准了梁啟超起草的《京師大學堂章程》。 大學堂的創校宗旨是：‘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，中西並用，觀其會通，無得偏廢’。 創校時首任總教習(相當於今天的校長)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. 可是戊戌維新不敵守舊勢利，僅歷百日而失敗，梁啟超倉皇逃出國外。 慈禧太后也許因為害怕列強不滿，魔掌不敢盡伸，對大學堂網開一面，總算沒有查辦，但改任張百熙為總教習。 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民國建元，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改稱北京大學，嚴復為校長。

中國的第二所大學是清華大學，它的前身是清華學堂，是辛丑條約的國恥副產品。 當時清廷腐敗無能，不斷受到列強的欺侮。 1900年庚子，號稱‘刀槍不入’的義和團闖進帝都，砸了各國公使館，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，搶掠燒毀皇家的圓明園。 清廷被迫於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，賠償給十四個受損的國家。 其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任內(Theodore Roosevelt)，於1909年開始退還庚子賠款的未付餘額10,785,286.12元，並指定用作開辦學校，和派遣赴美留學生。 清廷於是專設‘遊美學務處’，修建‘肄業館’，作為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。 學校於1911年竣工啟用時改稱清華學堂，因校址原為惇親王的賜園‘清華園’。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，改叫清華學校，1928年升格易名為清華大學。

中國的正規高等教育發展了那麼一個世紀，目前還只能在捉襟見肘的窘境裏緩慢地摸索前進。 它的特點，除了貫徹精英主義，就是逕向唯經濟主義傾斜。 今天，在貧富懸殊越演越烈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，人們盲目迷信學歷、文憑，因而到處學廠、學店林立的中國社會，竟有不少家裏太窮的女大學生，因為要掙扎向上，‘讀書致富’，而當上三陪小姐，掙錢交付昂貴的學費，並且趕上城市突飛猛進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！
前幾年，更有所謂的藝術學校，把女學生送到外省的夜總會去當陪酒女郎，還美其名為畢業實習。 那個所謂的校長在電視台記者面前，竟然恬不知恥，振振有詞，說什麼社會就是一個大染缸，女學生早晚都得出去親身體驗，晚一點不如早一點，云云！
至於僅僅9年的義務教育，前幾年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曾說，要‘力爭2008年達到百分之一百的普及率’。 明年就是2008年，能不能達到目標，看來哪位精英領導都說不準。
中國的教育，包括高等教育，有一個政治使命，就是要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，培養革命接班人。 可是在運營上，這高調卻再也唱不響了，實際上和封建時代的‘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’，‘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’的功利主義思想，仍然藕斷絲連，一脈相承，依舊擺脫不了實用主義低階理念的桎梏。 有的地方沒有大學，要籌款辦一所，如非高檔騙局，就不倫不類地說什麼‘今天教育，明天經濟’！ 有的農村分得捐款，盜竊挪用之餘，蓋了小學校，為了鼓勵農民讓孩子入學，還只能喊著‘讀書致富’的宣傳口號。
在精英主義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下，教育實踐跟普及教育的原則理念背道而馳。 這當然也能夠透過極度的競爭，一如科舉時代的所謂‘文戰’，有效地篩選、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專業精英、考試‘狀元’，源源不絕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注入新血。
這些暫未形成或組成階級的專業精英、考試‘狀元’，因為享受著人們普遍對希罕的知識分子及其文憑的肯定，以至崇拜、迷信，乾脆早就自命為新生‘貴族’了。 既然在皇朝覆滅將近百年以後，還要自命為‘貴族’、‘狀元’，那就不可能不自覺優越，不自視高人一等了。

‘憶文’的第六節裏，作者記述了“有個東北來的新生…毫無北大學生那種與生俱來的狷傲”。 這也就是說，北大學生都有“與生俱來的狷傲”！
由於教育資源匱乏，考試淘汰制度非常嚴酷，能脫穎而出的‘精英’，經過幾年黌宇現實的薰陶，偶而還跟權貴公子攀個哥們，直接間接感受到了權力的無比誘惑，於是理所當然地形成牢固的人以等分價值觀。
那些由考試‘狀元’出身的‘跳階’貴族，因為個人能力得到過分的肯定、迷信，個體等級意識特別亢進。 就是同朝為精英，也要從學府的排名、專業的高低、家族的貴賤、財富的多寡來評比一番。 不那樣，就是平均主義！
這裏所說的個體等級意識，衍生自動物的繁殖本能，是賴以傳宗接代的種群繁殖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。 它是具有發達的大腦，有觀察學習能力的群居性哺乳動物的一個特徵，尤其在靈長類的複雜群體關係裏得到高度發展。 它也是個體和種群的自然選擇機制之一。 在人類高度制度化的競爭環境裏，它一方面得到鞏固，一方面受到抑制。
從西方文明發展出來的教育理念，主張向教育對象從小灌輸正義平等價值觀，正是要抑制、平衡這些雖然有理，卻又無情的自然選擇機制；疏導由它衍生的人際矛盾，舒緩競爭的激化；削弱它在人類行為上的支配作用，減少赤裸裸的弱肉強食自然現象；以免釀成人為的社會災難。
而精英教育，卻恰恰反其道而行，名正言順地，對這種動物本能起到了肯定、鞏固、矯飾、擴大的作用。 精英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考試‘狀元’，自然而然地，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在群體之中的優越地位，分分秒秒不忘去拿別人來和自己評比(sizing up), 好確定自己的位置：誰在自己之下，比自己低幾等？誰又在自己之上，比自己高幾級？ 因為身為受過精英教育的‘狀元’，主觀評比的結果，理所當然地，把大多數人都給比下去了，因此不免沾沾自喜、洋洋得意，越評越過癮，每比輒飄然。
‘憶文’第五節的一段記敘：“駱一禾的詩我沒有一首喜歡，但我仍然著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”，“仔細端詳駱一禾”，就是這種主觀自覺評比的一些形式，也是好奇心的誘發媒之一；也就是說，假如沒有源自male rivalry的本能sizing up, 對這位詩人駱一禾，作者多半是會不屑一顧的。
群居性哺乳動物的個體等級意識，在強者一方，往往還有另外一面看似相反的表現，就是甘於一時的降服，順從更強者。 這無他，就是為的明哲保身，不作無謂犧牲；伺機再起，爭取繁殖機會。這是源自所謂‘爬蟲腦’的一種類智慧求生本能。
‘憶文’裏說的‘參拜長者’，‘除了畢恭畢敬之外，別無選擇’，固是中國儒家傳統尊師重道的一件外衣，而做成這外衣的料子，就正是求生本能。 敢仿效洋人的輕恭薄敬者，學業成績沒準就會被無故打折了！這犯不著哇。
另外，由於精英主義高等教育是教育金字塔的尖頂，頂上精英為數不多，新生‘貴族’們往往會有鶴立雞群，一覽眾山小之概，在獨倡文戰，不尚武爭，物競天擇潛在化，才能型態單一化的太平盛世，考試精英們鄙視弱者的時候多，順從強者的求生本能卻少有浮現的機會了。 因此，偶爾眼前出現一個讓精英們評斷為遠比自己強，以至於心悅誠服的‘高大形象’，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驚為天人，乃至五體投地，頂禮膜拜，其謙卑服從的程度，比起那些沒受多少教育的一般小百姓，往往還會有過之，無不及。 這是因為精英們自視既高，自覺是罕有的優越貴族個體，如今竟爾遇上比自己更勝一籌，罕有十倍的精英中之精英！ 難免百倍感動，千倍臣服！ 這是寫在了遺傳基因裏的生存、繁殖秘笈。
作者的敬拜幾位‘先聖’，我看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。 至於他在文章第八節裏憶述的那位死前“朝泥身土偶行跪拜大禮”的女同學，就更進一步，把自己的卑微，毫無保留地，呈獻在莫能逾越，無可捉摸的，超然於血肉精神、生老病死之外的神祇佛陀的壇前座側了。

說到美學大師朱光潛，作者在第二節裏寫道：“但我無論如何無法接受，那位寫過鴻篇巨著的朱光潛，怎麽會是如此矮小的老人。他中西合璧，學富五車，身高卻只有150公分！”
這樣的品人標準，正是群居性哺乳動物個體等級意識，和現代智人的高階價值觀這兩者天衣無縫的結合。
在靈長類動物的族群裏，比如說，和人類有百分之九十八相同基因的非洲大猩猩吧，牠們並沒有發展出來‘中西合璧、學富五車’等優越形式，因此，體型的大小、勇氣和體力的強弱，幾乎就是優越與否的全部標準了。 身材瘦小，自然就是軟弱無能的表徵！ 這也正是何以姑娘都傾向喜歡身材高大的小夥，而人們看到瘦小的當權者，就會暗地裏竊笑，否定他的能力，甚至會說：‘望之不似人君，彼可取而代也’。 一個矮墩墩的演員，大抵難有扮演大將軍的機會。
在複雜的現代人類社會，自然本能和物競天擇、弱肉強食的自然選擇機制，因為受到文化的干預，往往會有反自然的現象。 教育內容裏的正義平等、婚姻法裏的一夫一妻，固屬反自然現象；國家民族偶爾冒出一個矮小的偉大領導人，也是反自然現象。 教育搞得越好，教育理念、內容越先進開明，反自然現象也就越多，甚至會變成了常規，就連殘疾人都不會受到任何歧視。

另外順便一提，文章作者畢業於中國歷史最悠久，最菁英薈萃的名牌大學——北京大學的中文系，可他的文章，卻還是有一些念過中文系的人不該有的錯誤：
1) 第4節第3段：“王先生闔然長逝時，恰是他發表長壽宏論的第二年”的‘闔’字誤，‘恰是’大概用得不合適。 ‘溘’誤作‘闔’。闔音合。溘音客，突然的意思。 也許可以簡單地說，‘王先生溘然長逝，是他發表長壽宏論的第二年。’ 要是這第二年可以說‘恰是’，那麼第三年、第四年也可以，這‘恰’字就要變得毫無意義。 如果是第二天，或者同一年，又或者是第二年的同一天，用‘恰’字就不錯。
2) 第5節第3段：“…已出現嚴重的精神障礙，他完全置身於幻象之中”，‘置身’是意識清醒狀態下的自主行為，精神有毛病的人身處幻象之中，是認知不正常，身不由己的病態被動行為。 這裏不宜說“置身於…”，也許可以改用‘活在…’。
3) 第6節第1段：“不恥下問”在這裏應是用錯了。 所謂‘下問’，是指的向地位比自己低下，知識比自己淺薄的人討教。 新生向‘老生’前輩請教，不能說是‘下問’。
4) 第6節第3段：“…一位同學在成都與歹徒搏鬥，遇刺身亡”，這無疑是望文生義。 ‘遇刺’不是說的被利器所刺，而是政治人物之類遭到政治暗殺的意思。 要是一個普通人，被埋伏在陰暗角落裏的仇人，或是仇人僱用的兇手跳出來用尖刀捅死了，也不能叫遇刺。 大人物被匪徒劫殺，也不能叫遇刺。 此詞的詞義非常狹窄，不能隨意引申活用。 這裏的‘遇刺身亡’，改說‘遭到刺殺’就好。
5) 第8節第3段：“集散地”在這裏‘引申活用’，似應加上引號，明示並非不懂原義。
6) 同段：“竟從一個胖子，變成了窈窕女子”，‘窈窕’應是‘苗條’之誤。 ‘窈窕’是形容女子整體地美好，這包括了氣質神韻、容儀體態、服飾穿戴等等，而非單指體型纖瘦。《詩˙關雎》裏的窈窕淑女，不是說的這好女子身材苗條。
7) 第8節第4段：“日子因爲富裕開始顛沛流離”，‘顛沛’是生活艱苦、窮困的意思，和富裕的詞義恰恰相反。
8) 同段：“同學親情”，‘親情’有固定而狹窄的詞義，不能用在同學之間，同學只能說友情。 同學之間可以相親相愛，甚至可以發生愛情，但不可能產生親情。
9) 同段：“正是事業上拼命的季節”，把‘季節’引申，用在沒有更替，不會循環的事物似不合適。
10) 第8節末段：“上桌”，這短語說的好像是一盤小菜，用以指人似不合適。莫非這是個北京流行的口語詞？

給一位老同窗的電郵 - 談中國文化及儒家

其一

彼得賢兄：

孔子為師，是就人、因事、適時而施教，決非死板的教條。 另外，《論語》只是孔子言行的簡錄，而非詳載。 可以假定，他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有特定的教學對象和環境，還有前言後語，只是古時竹簡難刻，未予盡錄罷了。 唯其如是，咱們讀《論語》，最宜活解，不應「死啃」。
我猜想，如非病態心理的胡思亂想，多思必定有益。 據一些醫學統計，愛活動和思考的老人，Alzheimer's 的發病率都比較低。
但這「思」啊，得有一個前提，就是必先具備邏輯思維能力作基礎，也就是說，並非胡思亂想、虛思妄想，同時得掌握相當的知識，否則只會「想創個心」，那就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」了。
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」，孔子大概說的他年輕時的經驗，酷愛思考而不得法，終致費時、傷身而徒勞。 可他馬上意識到了此路不通，於是放棄繼續空想下去，改而先去學習。 如果學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我看他也不一定就全盤照搬、抄襲模仿的，他大概會進一步思考，倘有所得，還會改良這學來的方法。不過，孔子似乎不是一個善於發明的人。 這由《論語》所載，可以大致看得出來。 另外，他編輯了三百餘篇的《詩》，但自己卻似乎從來沒有作過一首。
賢兄學而時習之，還在「悅」與「不悅」之間。 我也學而時習之，時而小悅，時而大悅，時而不悅。情況大抵和賢兄相去不遠。
學而無益，不悅；學而有益，小悅；學而有所發明，大悅。

我認為，學習本身是一種本能，也是一種樂趣。 孔子說：「食、色，性也。」所以人們對菜餚，對情慾有那麼大興趣。 學習也一樣。
但不良的社會制度、政治、宗教、道德，都可以把人的各種本能扭曲，以至促成病態，或者壓抑。我們對學習的興趣也不能倖免。
咱們能學到這把年紀，還依然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在這樣的社會風氣，這樣的教育制度之下，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話，就不妨感謝上帝了，因為這可能是上蒼的恩賜。在這裏，三十歲以上就失去學習興趣，甚至能力的人，何其多也！
所學何事？ 對了，探究生命，修養性情。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就是增長知識和智慧。
知識和智慧有什麼用呢？ 這我有自己淺陋的看法：
「三人行」，沒「有我師焉」的時候，可以解惑；「貧且賤焉」，或者「餒在其中」的時候，可以自處；「富且貴焉」，或者「祿在其中」的時候，可以助人。我看，其最高尚的目的，應該就是活得快樂地健康，和健康地快樂。 快樂地健康，這是真正的健康；健康地快樂，這是真正的快樂。

賢兄過譽了。 聰慧，則吾豈敢！ 愚魯，我亦當之何愧！ 「子曰：柴也愚，參也魯。」 沒準孔子的這個門生高柴，竟就是我的一位老祖宗呢！ 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耗子生兒偷穀種！ (說笑罷了，請別當真。)
偶爾自作聰明，可以添加生活情趣；倘若自以為天資聰穎，不去虛心學習，就真是愚不可及了。
和賢兄一樣，我從來就喜歡老老實實，謙謙恭恭地「學而時習之」，這倒是千真萬確的。

我弄明白哪一個「快碼」了。
我到網上一瀏覽，幾乎嚇壞了！ 沒想到中文輸入法的發展，竟然那麼蓬勃，方興未艾！ 真可謂林林種種，琳瑯滿目！ 還好我這邊「法」制完備，早已有「法」可依，要不真不知如何選定呢！
謝謝指正。


其二

彼得賢兄：

多謝來郵和附件。 何抱歉之有呢！ 太客氣了！

儒學這題目大矣哉！ 作為一門哲學，兩千多年來，攥在這樣一個碩大無朋而長壽的文明的手裏，它其實遠遠沒有獲得應有的承傳和發展。
孔子無疑是被少數聰明的人曲解歪用，又被多數愚昧的人當作雖然無用，卻又沒捨得扔掉的舊東西，擱在灶側床底，聽任蠹魚蛀蝕！
讀了介紹哲學大師在市井股壇上演講的文章，本來，我這野人門外漢話可多了，比如對本地社會典型的城市生活型態的看法，對生命本身的理解和看法，對生命意義、生命意義的有無，和生命質量的看法，對人類生命外附物如名利權位的看法，對生命延續、進化和退化的看法，對生命本身的陰陽虛實、生命外附物的陰陽虛實的看法，對族群生命和個體生命之間的關係的看法，等等。
可我還是自覺以不說為好，怕的就是這懸河出於口，一發難於凍結，這電郵非得打到天亮不能稍歇，那可是要累壞自己煩了賢兄了。 損人而不利己，君子不應為，小人不屑為呀。
可我前兩年寫過一篇至今沒有發表的東西，其中有一段借題發揮，隨意把孔子拉扯上了。 既然哲學和投資(或投機)都可以風馬牛「雖不相及」也「相及」，那我收了美玉贈泥磚，就給你節抄在這裏，聊以為禮，不亦宜乎。


其三

彼得賢兄：

象山先生的「理學」，我不熟悉。 但可以這麼說，他也是我不敢茍同的眾多大儒之一。 如果允許我用「唯心」這個詞，我還是會說，他們兄弟三人的主張，都是非常「主觀唯心」的。 所謂「發明本心」、「悟得本心」，恕我不敬，實在只能說是虛無飄渺。 陸氏兄弟和朱熹「太極」、「無極」之爭，從學術觀點而言，只是搔不著癢處的無謂論爭，我真要問，到底「明辨個什麼」呀？！
你說的一丁點沒錯，不管讀了多少中文，我們所受教育，都是西方式的，或者說是模仿、抄襲西方教育。 香港、台灣和內地，雖然大異其趣，西學的漸染，已然和固有文化成分熔為一體了，在不能妥協的方方面面，或竟是被取而代之了。
好比說我們這一身衣服穿戴吧。 子曰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今天孔子的後人，不管還住在曲阜的，或者散居在世界各地的，大抵再沒有幾個不是「被髮」的，也沒有幾個還是「右衽」的吧。
還有，這所謂「中國」，今天我們所說的「中國」，其實是個十九世紀的新生事物，列強不來侵略，就不會誕生這個「中國」，沒準今天大清國的國號，還響徹「天朝」的雲霄呢。 誒，大清國好像不怎麼體面哪。 那就回到「孟達於是連吳固蜀，潛圖中國」的「中國」吧。 該也不好。 再往後退，退到「秦遂以兵滅六國，并中國」的中國，怎麼樣？ 其時「七國噤亂」，當然不好嘍。 那麼，難道真要回到「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」、「屏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」的中國嗎？ 更不行啊，天知道我們的血液裏到底有沒有、有多少「四夷」的成分！ 弄得不好，沒準被自稱為最正統、最純粹的「中國人」殺了，挖出心肝脾來下酒，這可是大大的不美！
「學」的詞義，在《論語》裏，非常簡單，沒有例外，二千五百年來沒有變化。 要嘛是動詞，如「博學」；要嘛是名詞，如「文學」，在《論語》裏的這「文學」，該就是指的在文字方面的學問了。
至於賢兄提到的「知識」。 《論語》裏根本沒有這個概念，也沒有同義詞。 論語的「知」，並非今天所說的「知識」。 「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。」 在孔子的年代，根本沒有「知識」這個概念，我們今天所謂的「知識」，是不可能「生而知之」的。 這是個出現於十九世紀的西源詞，意譯西文knowledge一詞。 儒家之「學」，當然不是這個意思，也沒有包含這個意義。
儒家源於孔子，源遠流長。 其流派，或曰學派，包括了漢朝的今、古文經學、讖緯之學、宋明理學等等，可不一定都該、都能歸宗於孔子。 好比說，假如有個來自曲阜的人找你出資做生意，竟提出自己是孔子的七十代孫子，你也許就會想：此人雖然也姓孔，算起來只有孔子六億兆分之一的血緣罷了！
其實「儒學」到了南宋，已經走到了「山窮水盡應無路，柳敗花殘曷有村」的境地了。 這不一定都在於大儒們的不肖，縱然不肖者固多！ 而主要是社會制度使然，教育制度使然。 但是說也奇怪，到了明末清初，竟又出現一個光芒四射的王夫之。
今天就是盲目崇拜「儒學」的教育家，大概也不會高舉《論語》嚷嚷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；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」！


其四

彼得賢兄：

前郵倉促，意猶未盡。 這會ㄦ略有閒空，不妨再胡說幾句。
你的前郵引了《大學》兩句。 我也效顰引它三句吧：
《大學》說：「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」 這所謂知，如我上郵所說，並非今天的所謂「增進知識」，而是對「道」的通達明瞭。 這就是為什麼孔子說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了。 民，主要的成分是小人，小人不像君子，他們本質不濟，不管怎麼學，都是不可能通達明瞭這大「道」的。 他們儘管學了「道」，也並非真的學到了其中真諦，只會變得溫順、服從，易於統治而已。 也正是因為先有這種看法，孔子才有「有教無類」的教學宗旨。
至於「格物」，其「格」也，絕對不是用的近一二百年來，我們被強迫從西方學到的各種各樣複雜、有系統的方法去觀察、研究、假設、證明、確定、反證、推翻，等等。 而是從自有、永恆的「本心」、「天性」出發。 這「本心」、「天性」的存在和性質，並沒有客觀的驗證。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竟有所謂「性善」、「性惡」之爭了。 在今天看來，這「善、惡」雙方都是瞎子摸象。 說白了，多半是白搭！
其實，古人就是古人，「格」起「物」來有很大的局限。 比如《禮記˙月令》就「格」出了「田鼠化為鴽」、「腐草為螢」之類悖乎普通自然常識的大謬誤。 可以假定，「定」《禮》《樂》，講授《大學》時的孔子，儘管智慧遠超時人，大抵也被騙了，信以為真。
呦，時間沒了。 再聊。


其五

彼得賢兄：

承蒙謬賞，實不敢當。
今天頭幾句想說的話，就是：
嗐！ 苟能像賢兄那樣，奉行早睡早起，那夠多麼幸福！ 奈何知易行難！
我睡得晚，是長期的不健康習慣。 可以說，這壞習慣，已經養成超過三十年了，尤其近十年來。 我學習、寫作，總喜歡利用深夜。 不幸的是，我總有學不完的中外文化精粹，也總有寫不完的個人思想廢物。
不過，為了讓賢兄放下惻隱之心，今天打這電郵，我沒敢安排在三更半夜。
另外，以賢兄之賢，竟也看差了些。 容我辯解一下：
我這「人心」並不虛無。 只是知道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辱止乎其身」，明瞭人生的有限，在「有身、有生之年」，儘可能過充實、健康、樸素、快樂、有意義的生活，不浪費一寸光陰。 要貫徹這種生活態度，必須努力學習，謹慎思考，不能斷送一天在無聊之上。 也許你的哲理不同於我，另有「虛實」。我卻認為，有了這種主導思想，「人心」是虛無不了的。
你看，我到山溝裏去野營，欣賞自然之母的丰姿美態，也決不會懶洋洋地呆在營地，光知道吃、喝、睡、愣、拉，而是會有所作。
一般的低格調香港人，除卻純粹的鬧市生活，別無所知，別無所涉，別無所冀，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」。 不少人還弄得腦滿腸肥，大腹便便。
另有少數非一般的高格調香港人，時刻惦記著投資的增長率和保險的回贈率，時刻打聽著吃喝玩樂應何往，巴黎、米蘭孰更佳？ 餘者不外一片虛空。 閒來游思所詣，迷醉蝶夢嘆虛幻，看破色空待輪迴；索指引於風水術士，求慰藉於僧、道之家。
以上這些，都決非我的生活寫照。 也許，別無他，赤貧有以致之罷了。

隨著要說，而又非常主觀的話，就是：
大多數中國人，尤其香港人，由於所受教育淺薄、狹窄、偏頗、功利，壓根ㄦ不知道何謂文化，中國文化更不用說了。 因而也乾脆談不上信心的有無。 他們只是模糊地認定，中國不比西方強盛，不比西方富裕，不比西方先進，不比西方文明。 順應求生、繁殖本能，由此而生出牢不可破的崇洋媚外的心態，這樣罷了。 有的人學了一口英語，就自視為「地球村西部」的尊貴村民，自以為懂得西方文化，比「中、東部」「窮鄉僻壤」的「村民」優越。 在某方面講，他們的優越，的確客觀存在，他們受益於西方的發展，和西方對世界的掠奪，活得都比較富裕。 所謂「暴富難睇」，「六親不認」，這就是了。
人有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奈何教育不行，智、賢者何其稀，而愚、不肖者何其眾也！
賢兄不必著急，待到有那麼一天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到了比較高的水平，極端功利主義的高等教育得到大程度的普及，洋人都來學習研究中國文學、中國哲學、中國歷史，並對這一大群價值觀淺陋偏頗、奴性鞏固、軟弱自卑、「高跪低踩」的中國人說：你們泱泱大中華的五千年文化，多麼博大精深，多麼無與倫比！ 怎麼你們自己卻竟然懵然不知！？ 到那時候，縱然曾經被「西夷」和東洋欺侮，縱然長期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求存，中國人的自信一定就會回來了。
茍非如此，別無他法。 這是大漢民族的民族性，或曰宿命。
在這裏，竊不以問號來回答賢兄的兩個問題如下：
首先是「中」，我們的地球，它的「中」，就是一個熱核；太陽系的「中」，就是太陽。 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，都不能說自己位於世界的中心點。 順便一提，如果太陽是「陽」，太陰就不可能是「陰」了，這一點，我國傳統文化裏的有關理解無疑是錯了。 我這一提，請賢兄千萬不要理解為「再加一腳」。
再者，就算有人真的「再加一腳」，也不見得就能踩扁。
至於「無力」，非也非也！ 中華文化非但並非「無力」，它的潛力可是大了去了。 等著瞧吧！
至於「重建信心」，我們首先要有一個聰慧、博學、健全的自我，也就是智、仁、勇才可能有自信。 今天，對不起，由於教育不濟，一般的國民、台民、港民素質，離這個水平尚遠！
另外，該先弄清楚，何如斯可以謂「信心」？ 大清國前、中期，列強進犯以前，這「天朝物阜民豐、地大物博」只是妄自尊大，決非真正「有諸內，形諸外」的「自信」。 那是虛張聲勢。 一擊即潰，一敗塗地，可說是必然的後果。
要建立鞏固的「民族自信」，遏止「文化背離」，我認為，這並非「可能不可能」的問題，這是什麼時候的問題。 證諸人類種族、文明、文化、國家、民族的歷史，像我大中華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、善於自我完善的、能融和、吸納別的文化的超級文明，它是注定要永放光芒的。 可是，我們必須把路子走對。 倘若求諸一些不肖的大儒，和他們對典籍的錯誤演繹和刻意歪曲，那就無異於緣木求魚了。


其六

彼得賢兄：

嗐呀，賢兄差矣。 這種親近大自然的方式，對一般人來說，委實太苦了。 該是沒有人會羨慕的。 還有，我錯過了愛情、婚姻、哺育、教養的無尚幸福，才換來這點做野人的能耐和樂趣，恐怕不值得羨慕哇。 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此罪不輕啊！ 這犧牲不可謂不大。
我酷愛野營，視為一種身心的修煉。 儘管到了這把年紀，還是不避寒暑，經常背了30公斤的行囊，在崎嶇的山徑上動輒跋涉兩三個鐘頭，到那荒山野地，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享受賞景、觀物、攝影、靜思、聞樂、寫作的樂趣。 偶爾還在入黑之後，把迷途的年輕人，從山溝裏帶到公路上去呢。 但願這種高體能的活動，不致過度背離「中庸之道」，讓漸漸老化的身體，失去平衡，承受不可修復、不可彌補的損耗。

賢兄提到《黃帝內經》。 《內經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期。 那個時候，人們的平均壽命，大概只有20歲。 明朝李時珍撰《本草綱目》，到了清朝，人們的平均壽命，也大概只有33歲，比今天的贊比亞的37歲還要短。 儘管把戰亂的因素也考慮在內，傳統的中華醫術，看來並沒有能夠對人壽有明顯裨益，倒是從西方學來的那套對抗式醫療技術，似乎比較管用。
《內經》把一天分作四段，比作四季，很有意思，也很形象。 可是，在熱帶、亞熱帶的南方，這四季就不像處於溫帶的中原地區的分明和平均了。 咱這香港，在氣候學上講，是乾脆沒有冬季的，春、秋二季很短，夏季最長，佔去半年左右。 中國的海南省就更是全年差不多都在夏季之中了。
根據古人類學家對化石和基因的研究，人類遠祖的發源地在東非埃塞俄比亞、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一帶，那裏都是熱帶地區。 在歷史上的某一個時期，一些非洲人離開了世世代代的家園，到了歐亞之間的土耳其一帶，其後有一部分又從那裏遷移到了歐洲北部。 今天的芬蘭、挪威人，他們早已脫掉了祖先的黑皮膚，適應了日照薄弱，冬長無夏，跟赤道非洲完全相反的冰天雪地，幾乎終年活在「寒氣」和「陰氣」之中，可是，他們卻都活得好好的，而且相當長壽。

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 我看，這是一種發明。 一個聰明的人，如果他「不食不寢，以思、無益」，他自然就會發明「無極」，發明「太極」了，因為除此之外，除了造物，他實在去不了什麼別的地方。 這聰明人觀察到了，所有高等生物，都有陰陽兩性，這「兩儀」也就發明出來了，於是又把「兩儀」自然而然地套在太陽和月亮的頭上。 這和西方某些語言把椅子硬說成屬陰性，桌子屬陽性之類，在本質上沒有大分別。

佛學的輸入，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宗教薄弱，而醫學、哲學，都沒有能夠有效解除、安慰民生的苦難。 玄奘法師的大唐，和釋迦牟尼的山區小國沒有兩樣。 你說的「時機」，不過就是因為在上的帝王將相，在下的黎民百姓，都不能擺脫富貴安逸的無常，和生老病死的痛苦。 而統治階級正需要一些精神鎮痛劑和麻醉劑去緩解自己的痛苦，和老百姓的不滿。 因此，皈依了就能忘卻此生而求諸來世的「佛教」，學了就能克己復禮的「儒教」，都是再好不過的「藥石」了。 「順天應時」，「不妄行，不妄動」！ 你看，皇帝不就是「天子」了嗎，這哲學和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，可是再明顯不過了！
程頤的《遺書》說：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」，這對於不滿現狀，蠢蠢欲動的人們來說，無疑都是事前的警告。 愣敢不聽，輕舉妄動者，大抵死無葬身之地！
「無子，去，……有惡疾，去」，「夫為天，有再娶之義；婦為地，無再嫁之禮」，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。 這些何嘗是人話！ 趙宋，是個長期積弱，政軍不振的朝代。為了壓制蠢動，這些哲學範疇的教化，配合著王法、苛政和科考，在防止社會動亂，避免朝廷被傾覆方面，多少起到一定的治標之效。
封建皇朝憑藉真、偽儒家的教化，統治華夏兩千餘年。 大清皇朝覆滅之後，到了五四前夕，受西方思想浸染的學者，提倡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，對真、偽儒家作「負面研究」和批判。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「文化自殘」，我卻理解為文化反思。 這是非徒無害，而又益之的。 這個大浪潮導致了「打倒孔家店」，把二千年來不斷「神化」，以致面目全非，且有「癌化病理現象」的儒家給徹底扳倒，中國才有可能改革，才有可能重生。 子曰：「過則勿憚改。」 有些已經滅亡的古文明，多半是因為沒有自我批判、自我更新的能力，長了「文化毒瘤」而不自知，或者乾脆毒瘤如敝帚，一律自珍，至死不渝，至死不悟！
當然，文明可以滅亡，人，卻是不可能死得完的。 在這裏順便說個大逆不道的笑話：假如西方列強對中國不感興趣，中國沒準就會亡於日本，我父親大概不會殉國，也沒有條件和勇氣逃到西方，他會被迫成為「皇民」，改「和姓」，比如「高島」(居於有山的香港島)，我就叫個高島晃吧，這未必比得上當過台灣總統的岩里政男(李登輝)，但在娶妻生兒方面沒準會略有優勢，庶幾不致無後，因為不少日本本土適婚女性對日本大男子主義受夠了，理所當然地，會跑到屬地來尋求婚姻幸福。 一笑！

賢兄從來有沒有稍微懷疑過，中國歷代皇朝的積弱，儒家難辭其咎？
讀書，別無選擇，也就是「讀聖賢書」。 「所學何事」？ 別無選擇，也就是準備科考，以進入仕途為最終目的。 「格物，至知，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」，這就是了。
然而，壟斷了整個華夏的學術界凡二千年，吸納了「皇土」之上絕大部分的學術精英的儒家，到了西方列強東來叩門，刺探虛實的時候，竟然無以報效朝廷，聽任愛新覺羅氏坐井觀天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只知道夜郎自大，陷國家民族於滅亡的危機。 這些讀聖賢書讀了兩千年的大儒們，一個個竟連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、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荒謬，都沒有悟出來；一個個都還沒有覺醒，給小姑娘纏小腳是不人道的性變態行為；一個個都還沒有學會如何「格物」，如何「至知」，如何「誠意」！
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：「物格」不好，何以「至知」？ 「知至」不好，何以「誠意」？ 「意誠不好」，何以「正心」？ 其餘就毋庸贅言了。 你看，他們看著日出日沒兩千年，竟沒有弄明白，這是地球繞著太陽跑！ 這算哪門子的「格物」？ 看著女子終身被裹腳條子折磨而無動於衷，不知其謬，連個最起碼的惻隱之心，都蕩然無存！ 這又算哪門子的「誠意」？
西方本來也不知道地球繞著太陽轉，多虧了哥白尼、加利略、布魯諾等人的求真精神，在西方的「格物」這檔子事上，寫下了劃時代的一頁。 加利略因此被羅馬教廷聖職部判罪，懲以學術管制，不得發表言論。 布魯諾不但「妖言惑眾」，還反對「經院哲學」，主張人們有懷疑宗教的自由，不知改悔，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在羅馬！
誰不怕死？ 西方沒有儒家，西方卻竟有人懂得「誠心」，願意為真理而死。
儘管用不著以死殉道，我華夏「率土之濱」都是儒家，卻沒有一個大儒有足夠的聰明才智，和丁點惻隱之心，發此疑問：無子，一定責在女性嗎？ 無子，去；有惡疾，去。 這都是對的嗎？
婦女佔人口的一半。 人皆有母，多數人有姊妹，多數男人有妻，少數男人或有妾。 對於婦女所受的不合理對待、欺壓，對於她們的終身痛苦，「讀聖賢書」者，一個個視若無睹，不置一言，終至逼出了一個被斬菜市口的秋瑾，這難道也像賢兄所說，是「中國文化的貢獻」，「是對人的生命、對人的性情的深刻體會」嗎？

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倡議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僅僅是基於統治上實用主義的需要，並非劉徹此人認為儒家擁有真理。 中華文化的主流歸於儒家，縱貫二千年而不衰，這是華夏歷史、文化的一大謬誤，並非學術道統得其「中」，恰恰相反，其「偏」也，甚矣乎！

在這裏談談「虛無」。 其實，「存在(或曰實有)」是相對的，「虛無」卻反而是絕對的。 「存在」只是暫時佔據時空的一種形態，它從無到有，又從有到無。 百年之前，你、我都只是個「虛無」，今天你、我在這裏通電郵，百年之後，你、我又將歸於「虛無」。 咱們吃飯，澱粉消化後變成葡萄糖，胰島素把它送入細胞，細胞把葡萄糖代謝成熱量，弄出二氧化碳和水，熱量以紅內線的形式離開人體，逃入「無極」，一去不返。 今天的你、我，和在母校上學的你、我，機體所含的各種化學成分，基本全都換掉了。 組成原來的你、我的那些物質，早已散落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，其中一個碳原子，可能跑到一隻海螺的觸角上，一個氮原子卻又可能被吸收到一片樹葉的細胞裏。 咱們人老了，外貌都改了，就是因為身上的物質都換掉了，換的時候，充當工程師的基因從來都不老實，年輕的時候它們總在「勤工加料」，年紀大了就「偷工減料」。 至於精神，似乎比較耐久不變。 儘管你、我不見面多年，但是都能認得對方。 可是，總有那麼一天，衰老的身體連這「偷工減料」也做不來了，呼吸一旦停止，機體分解立即開始，一切也就歸於虛無。
「虛無」，其實不必否定，不必反對，不必貶斥，不必恥笑；其實也無從否定，無從反對，無從貶斥，無從恥笑。 真正參悟了「虛無」，反而可以讓這「有限年光有限身」珍惜短暫的「存在」，享受短暫的「存在」。
「虛無」，其實是智慧的副產品，也是靈性的表徵。 沒有一定智慧的人，比如不識字，不懂禮、樂的販夫走卒、市井之徒，他們是「虛無」不起來的。 越有智慧的人，就越能感受「虛無」，只是他們懂得敬而遠之，運用更高的智慧叫它靠邊站，這樣罷了。
我雖不「虛無」，卻深諳「虛無」於人生的意義，理解思想「虛無」的人的無奈。
所謂「見山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還是山」，這就是了。


其七

彼得賢兄：

自從人類發明通貨，懂得用銅鑄錢之後，銅臭就人皆有之。 各各程度不同罷了。 賢兄或許錢載五車，一如其學，自覺銅臭難當。 我雖不肖犬，嗅覺卻相當靈敏，腰纏未及半貫，卻已自覺微臭。 我想，只有某些臭男人和叫化子可以沒有銅臭，無他，只因他們身上另有強烈的生物惡臭，把銅臭給全然掩蓋了！
今天越是富有的人，實際上銅臭反而越少。 鉅富者，乾脆他們並不須要接觸錢。 一個簽字，其值動輒百億，連鈔票的影子都根本看不到。
今天在中國，有的人根本不在乎錢，因為他們生下來就富可敵國，而且不斷自動增長，生生不息，子孫不致太不肖的話，千秋萬代也花不完。 同樣在中國，有的人卻家徒四壁，饔飧不繼，別人捐了學校，捐了書包，捐了讀本，他也沒錢買鞋，好走十幾公里的黃土路去上學。
在中國的西藏，採鹽工人在四千多米的高原上幹活，有如苦役，一天的工資不足港幣十塊錢。 可同樣在中國，在咱這特別行政區，一些大官，出身於世家，受業於英夷，庸庸碌碌，口不擇言，可一天的工資超過一萬塊。 又有些大企業的董事什麼的，買些地，賣些樓，天天收入超過一百萬！ 有空偕個美女上上慈善餐舞會，從從容容捐它一個一千萬。 據說，這就叫做貧富懸殊了。 貧富懸殊嘛，咱這香港，它走在世界的最前列！

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，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毒瘤病人，已經活了五千歲，身上出現多處壞疽，糜爛腐臭，蠅蛆拱拱。 病情到了這個地步，無論漢傳大國手怎麼治，大概都難有把握。 華陀、扁鵲不能再世，只好從西方請來高人，剜掉毒瘤，開出虎郎之藥，竟讓病人存活下來了。 到了今天，還好像挺健康的。 這病癒的五千歲老人，從此視西方高人為救命恩人。
現在，兩岸三地的各界領導精英，他們的師傅，或者師傅的師傅，師傅的師傅的師傅，無一不是西方人。
大漢民族並非一個純粹的民族，它由很多古民族融合而成。 漢文化也一樣。 大漢民族主義、大中華文化主義，都不是民族、文化的出路。
一個複雜的文化體系所以複雜，正因為它有複雜的民族結構，有複雜的「文化源」，有多元的價值，兼收並蓄，兼容並包。 這些「收蓄包容」大多來自民族兼併，也有來自和平融合。 往者已已，展望未來。 一個包羅萬有、菁華薈萃的文化，多采多姿，誰曰不宜！
沒有列強的侵凌，就不會爆發五四運動。 中國人當順民當了幾千年，確實是當慣了，也許染色體裏乾脆就有這種奴性基因，加之儒家的教化，只要尚能苟延殘喘，只要尚有一線生機，他不會揭竿而起，不敢犯上作亂。 然而，綜觀當時的世界形勢、當時世界文化、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的宏觀面貌，一個大而無當、古老封閉的弱國，受到侵略卻又是必然的。 陷之於絕境，他那求生的基因反而會被「擊活」，破釜沉舟，不惜犧牲以抗敵。
其實五四的種子，早於甲午海戰、鴉片戰爭前後就播下了。 它只是辛亥革命的延續。
作為一個革命者，孫中山沒有把西方文化鑽研好，也沒有把自己的中華文化了解透徹，只學了點皮毛醫術，認了一個耶穌基督，組織了一些「其志大略同，其道未必合」的革命者，他就回來倉促揭竿而起了。 這也正是為什麼他要經歷十次無謂的失敗。 他能逃過殺身的大劫，而最終成了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，除了因為清帝國已是嚴重地老弱病殘，就是他個人的運氣不太差，還有西方正義力量、偽善政權和宗教組織的幫助。 儘管民國成立了，然而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而「仍須努力」的「同志」，卻又並非個個都是真正的同志。
正如你所說，司馬遷編歷史，以五百年為一單位。 五四迄今，未足百年。 賢兄何須心急如焚若是？ 假如賢兄明天趕緊娶媳，兒媳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孫又有孫，再歷四百餘年，你的後人未必和你今天的看法相若。 假如今天咱這大中華在文化上的發展路向，正合你的理想，你又能保四個世紀以後，它一定不會拐彎嗎？
假如中國文化真像你說的那樣，「不敵外來文化，其來已久」，那麼今天就再無所謂中國文化了。 如果今天的中國文化不算中國文化，那麼怎麼樣的中國文化，才算是中國文化呢？ 難道要回到夏禹一代？ 那首先要清除的，該就是你、我這些「不東不西」，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」的四不像了。
就算真像賢兄所說，「中國文化亡於簡單文化」，自古已然，這中國文化也不見得有些什麼大損失。 比如說元朝，漢人幾乎被列為賤民，儒術毫無出路，蟄伏潛藏。 唯其如是，漢文學卻獲得難逢的機會，開出一樹奇葩，咱們今天於是可以讀到精采絕倫的元曲。
中國，不能以周朝為「正統」。 周天子身為皇天上帝之子而無能，早就沒人聽他的了。 這就是為什麼孔子的學說當時找不到買家。 他很自負，說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」 他花了很多年去周遊列國，終於落得徒然枉然，以致「厄於陳、蔡之間」。
中國文化，也不應把儒家哲學奉為「正統」。 獲漢武抬舉，儒家壟斷中華學術歷二千年，聚納精英大儒凡數十，而並無大發明，這實在是華夏文化上的一大不幸！
文化，其猶人歟。 好比說，孔子的兒子孔鯉，他只能保存孔子血統的二分之一，他的孫子孔伋，就只有四分之一了。
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」一個簡單的文化，未必沒有值得吸收的內容。 正因為中國「大文化」吸納了那麼多的「小文化」，才會這麼複雜，才會這麼豐富，才會這麼博大精深！

如果耶穌教的世界裏，沒有基督新教和羅馬教廷分庭抗禮，我看有故步自封傳統的羅馬教廷，不會有今天的改進。
別忘了，羅馬天主教只有一個加爾各答的德蘭，這位一生對印度貧民不離不棄的瘦小偉人，竟把別人送她的「林肯大陸」豪華轎車變賣，用所得的錢去蓋孤兒院！ 然而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裏，卻又有不少罪孽深重的神父，不但誘姦婦女，還猥褻男童、女童！
至於這地球，我看人類再怎麼胡作非為，也遠遠不足以導致它的毀滅。 然而，人類本身的前景嘛，堪虞，堪虞呀！ 你的提法我很同意。 人的貪慾掩蓋了智慧。 除非懂得懸崖勒馬，否則必將招致大災難。
恐龍在地球上繁衍了幾億年，在六千五百萬年之前完全絕滅。 牠該是無罪的。 牠沒有像人類這樣，對地球大肆破壞，犯下罪行纍纍，罄竹難書。 咱們人類在地球上存活至今，儘管把類人猿階段都算在裏頭，也只有短短的三百萬年左右罷了，但絕滅在咱們手上的物種，卻不計其數。 然而，以目前的人類智慧水平，他或會一時發瘋，互相屠殺，死掉四五十億，但不致因而絕滅。 讓現代智人走進地球歷史，變成化石，不會是人類自己，只可能是來自太空的星際力量，或曰天譴。


其八

彼得賢兄：

賢兄言重，何謝之有！ 焉云過意不去呢！
另外，實在沒有「點醒」的莽念！ 只是竊以為中華文化有著博大精深的底蘊，容得下南轅北轍的理解取向。 好比「性善」、「性惡」的探討，古已有之。
無奈我只懂得用「形而下」的淺薄自然之道，去理解「形而上」的高深超然之理。 是所謂，「豈不殆矣乎」！
「鍵」談 (幸有來自西洋的電腦科技，這要遠比筆談節時省力，並且環保多了)，豈求觀點一致！ 冀其有所交流，互相啟迪而已矣。

若說「不孝」，我比賢兄甚矣乎！ 我乾脆連這第一步的娶妻以慰雙親都沒能做到！ 我父母都早已過去。 無疑他們都遺憾以終。 如今是無從補救，追悔莫及了！ 有時靜思至此，不禁冷淚盈眶。 如果我相信父母在天有靈，那倒也罷了，因為既然在天，可以保佑後人，定然也能洞察人類前途的大不妙。 可我深信，他們歿了，也就是沒了！

賢兄提出「同化」還是「被同化」的疑問。 原該尊重賢兄的意思，不再「言偽而辯」，浪費賢兄目力的。
無奈它引起了我的一些有趣的聯想，憋不住，也就多「鍵」兩行，還望賢兄費神一瞥。
今天咱這南中國，古屬百越。 我常常發此大逆之想：我的老祖宗多半在宋元之間隨家族逃難南遷，輾轉到了這南蠻之地，務農維生，歷七百餘年。 在南遷期間，保不住有意識或無意識地，和沿途漢化了的少數民族通婚，我身上保留的，沒準僅有這姓氏還是百分之一百的漢族父姓，實際血統裏的基因，可就不敢那麼肯定了。 如果有機會，真想弄個基因圖譜看一看。
前幾年，國際科學家破解人類基因圖譜時，日本放送協會NHK製作了一套有關的紀錄片，從細胞線粒體裏染色體的基因突變頻率，推斷日本本州人口的血統成分。 結果得到的結論是：具中國典型的人口佔25.8%, 朝鮮典型佔24.2%, 沖繩典型佔16.1%, 阿伊奴典型佔8.1%, 日本典型只佔4.8%.
線粒體是細胞的代謝工廠，它的染色體不參與減數分裂，只透過母親的授精卵直接遺傳給孩子。 我揣測，日本海盜東來搶親，大抵也搶不了那麼多婦女！
日本文化裏頭的漢文化成分，很難量化。 風俗、衣著、器物之類且不說，對於咱這漢字，它就不離不棄。 日本的國名、地名、日本人的姓名，還有大量的學術詞彙、工商詞彙、日常詞彙，至今沿用漢字！ 他們也管漢字叫漢字，並不忘本。 而這些，我懷疑，就是有些思想狹隘、極端的日本人忌恨咱們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根源所在。 他們最害怕的，就是咱們要去徹底同化他們、滅亡他們，於是先發制人。 結果一錯再錯，泥足深陷，弄出個東京被美國狂炸，廣島、長崎各吃一顆原子彈的國族大劫，可憐復可恥地，以戰敗告終。 這其中死掉的日本人之中，根據基因學的研究結果，有中國血統者，必當不少。
這日本，假如真的長驅直進，入主了中國，一如滿清，它一定也難逃被我同化的命運！ 施暴政，妄圖毀滅漢文化，就會早一些；用仁政，主動學習漢文化，也許就會晚一些。 然而，這個假如不可能實現，因為它來得太晚了，竟在西方發明了獨立、平等、自由、民主等字眼之後。

最後還說幾句：
漢文化，發展到了今天，已然異化、西化了不少，大抵也會繼續異化、西化下去。 然而儘管它再異化，再西化，畢竟還是漢文化，還叫個漢文化。 不可能更名了。 漢文化，由於它的內涵豐富，它的卷帙浩繁，它的文字――也就是文化的最主要載體――構造奇妙，它的語言是現存人類最古老的活語言之一，聲韻鏗鏘。 漢文化的地位，已然在人類的文明史上確立了。 我看不出它有被同化、被銷蝕、被蒸發的可能。
聯合王國是個殖民專家國，它的英語在世界各地通行。 印度淪為它的殖民地近兩百年，今天這個文明古國的國會全用的英語，大、中學校裏的學生在校園裏都說英語，連叫化子也都會用英語乞討。
香港，只是彈丸之地，面積僅及印度的3000分之一強，人口約當160分之一。 與「不斷革命」的大陸隔絕四十年，被聯合王國統治逾一個半世紀。 在這裏，雖然人人學英語，卻多半沒能學好。 在香港大學校園裏，你都不會聽見用作閒聊的英語。 無他，漢文化的傳統力量實在太強了！ 雖然，人們的中文水平普遍差得你不願意相信，說話都夾雜粵音化英語詞，而且詞性顛三倒四。 可是，人們說的現代方言，竟跟三千年前的古漢語從未割斷！
要用這本地粵方言讀讀《詩經》裏帶「入聲」韻腳的篇章，就一定能夠感覺到這漢語生命力的頑強了！
而語言文字，是個體文化身分的第一表徵。


之九

彼得賢兄：

詩海浩瀚，賢兄獨引大程子的《春日偶成》，莫非借作尊心閒逸的寫照？

若說我，儘管要偷，大抵也偷不來大程子詩裏所說的那種少年之「閒」。
不管是「雲淡風輕」，還是雲厚風高的假日，我總要遠越「前川」，入於逖野。 一旦身處大自然，往往就要比家居更忙了。 這個「忙」啊，且莫說一般少年他不會學，儘管樂意學，多半都學不來呢。
附上我的一首「忙詩」。 有空請指正。

野營
暇日城居無意趣，身輕負重入郊歧。
山危道遠蒼穹近，水急風高綠壑卑。
夜踐荒墳驚野豕，晨興陋幕俟黃鸝。
開圖遍察方知處，愛看炊煙卻未飢。
丙子秋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