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郵致友人――從孫中山先生蔑稱滿人為異種談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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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提到「國父」這尊號，我想在這裏說得精確些，這是中華民國對孫中山先生的尊稱。

今天在海峽彼岸，中華民國國號的存在是個客觀事實，中華民國的建國政黨――國民黨的存在，也是個客觀事實。國民黨人，和認同國民黨或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民，還是一如既往，把孫中山先生尊稱為「國父」。
但是矢志於「台獨」的民進黨人，和認同「台獨」，而否認「中國人」身分的寶島居民，他們就絕對不會稱呼孫中山先生為「國父」了。

至於海峽此岸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政政黨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，和共產黨領導下的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，則稱孫中山先生為「偉大的革命先行者」。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所謂「國父」，若說份量相若的對應詞，該數「偉大領袖和導師」了。

孫中山臭罵吳三桂、洪承疇、曾國藩、左宗棠之徒為「漢奸」，又罵滿清皇朝的統治民族為「異種」，大概有其政治現實意義。我猜，當時他要不用「漢奸」、「異種」的罵法，不打起「驅除韃虜」的旗幟，六萬萬人口之中，少數有志之士「拋頭顱，灑熱血」的革命熱忱，恐怕就沒那麼容易喚起了。

孫中山寫《太平天國戰史》，宣揚太平天國事蹟，以洪秀全為起義先驅，以為仿效對象。這些主要是為政治、起義服務的立論和用詞，恐怕只在「實戰」上有比較大的意義吧。

起義呀，畢竟不是「請客吃飯」；那是殺對方的頭，和掉自家腦袋的事！以「異種」蔑稱滿人，當然反映了孫中山先生的種族觀念，還沒趕上今天的「世界先進水平」；但審諸當時民生、國運的惡劣情況，審諸統治階級一貫嚴格保守「滿漢隔離」的傳統，視漢人為三等，置諸滿、蒙之下，實在其恨可諒，情非得已，未可求全責備也。

在入關之初，作為大清皇朝的統治階級和宗族軍隊，所謂「滿人」和「旗人」，都只是新生概念，一如「滿文」之為新創事物，傳承歷史短淺。「滿人」作為一個族群的名稱，在概念上還遠遠沒有「漢人」一詞的定義那麼清晰。 至於「滿族」作為一個民族的概念，大概要到「五族共和」提出之後，才得確立吧。

博大浩瀚的漢文化魔力強大，難以抗拒，當時滿人統治階級不但愛不釋手，並且需要用為工具，以治漢民，同時「滿漢隔離」並不徹底，「漢軍旗人」竟然不在隔離之列，滿人統治階級的完全漢化，於是毫無障礙。

滿人的漢化，讓他們感到承傳了五千年漢文化的漢人的可怕，也越發讓他們感到絕對不要被同化。滿漢之間，比之西方殖民者和被征服者的鴻溝，尤為巨大。這種「主奴」關係貫徹幾近三百年，到了1902年，旗人和漢人才得通婚，再過五年，朝廷方才被迫研究「如何化除滿漢畛域。」

滿漢之間的「主奴」關係，由於涉及政治因素，可是要比一般的主奴關係更為森嚴。滿族大臣，雖正名為大臣，但到皇上跟前，自稱「奴才」就好，以表示主奴之間的親切關係；可漢族大臣卻不得僭稱「奴才」，只能自稱為「臣」。這是表示作為人才，地位高貴，可以稱「臣」了；但作為漢人，身分低賤，還不配給皇上當「奴才」呢。

結合這些當時皇朝的政治現實來看，孫中山蔑稱滿人為「異種」，不為太過了。

皇朝覆滅之後，很多滿人十分惶恐，尤其皇族和貴族，紛紛遷居逃亡，並改漢姓，以隱瞞滿人身分，甚至不敢對子孫談及家族往事。

革命前夕，孫中山曾在1894年到北京上書李鴻章，提出改革的主張。如果當時朝廷竟然接納了他的主張，任命為「維新大臣」什麼的，他很可能就不會罵左宗棠等為「媚異種」的「漢奸」了！

一個國家、民族，當處於內憂外患，民族主義情緒就會高漲，而為政治家、軍事家所利用。民族情緒固然可以用以救國、抗敵，也可以用以成就野心家的一己功業。就算在今天各等教育比較普及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。 孫中山既要搞革命，他就不會不懂得好好利用這種無堅不摧的民族情緒。而他嘛，算是用得其所了，最終把腐敗無能的大清皇朝推翻。

那時候，在落後的中國，作為革命領袖，不管水平高低，畢竟只能說老百姓聽著順耳的話，做老百姓年看著順眼的事。敢於參加革命黨的熱血青年，一般沒有真正理解領袖的水平，他們擁戴領袖，往往只是因為領袖有「魅力」，而這所謂「魅力」，主要是感性成分，理性含量不高。換句話說，擁戴往往基於個人崇拜，甚至迷信。

民族情緒、愛國情緒如果沒有足量的公平、正義價值觀以調節它的平衡，必然就會偏頗，甚至會被高高打著「愛國」紅旗的野心家所利用。這所謂「愛國」，一旦掛在了嘴邊，連打個哈欠幾乎都會自動發放，往往就不那麼靠得住了。 有一種人會像個「多情美男子」，「見一個，愛一個」，因為在他的心目中，「愛」並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實際的交配和繁殖；又有一種人像個饞嘴的胖娃娃，「乳大就是娘」，因為在他的心目中，「娘」並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奶可嘬。這樣的「美男子」和「胖娃娃」，其實都沒有長出真正的「心目」，他們都以「別的器官」為「心目」。

任何的「愛」，包括對國家、民族的愛，都是可以有情操，也可以無情操的。而這所謂「情操」，卻又是可以有理性，也可以無理性的。

你扯到的「國情教育」，這很有意思。 假若咱們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中央政府，它們的「開明度」達到了「國際先進水平」，那麼問題就很簡單了，基於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則，學校和教師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看法，儘管意見離異，教育當局不必橫加狹隘的規範。認識國情，不等於認同國情的合理性，不等於有責任把莘莘學子導向「長遠愛國」或「忽然愛國」的目標。 「愛國」，也不等同把國家現存的一切，包括好人和壞人、好事物和壞事物，一攬子無條件通通都愛上！「愛國」，也不能像愛母親那樣無條件地愛。

今天的人民共和國，雖然經濟發展快速，但還不是一個民主政權。所謂「人民民主專政」，「專政」固然有餘，而「人民民主」不足。不但對人民實施嚴厲的意識形態控制，在國家的治理上，還常常出些或大或小、不許人民反對和問責的苛政。西方意識形態自由世界的「正義力量」和「偽善力量」，於是時刻要來「干涉」咱們的「內政」；而同樣來自西方世界的「反華勢力」，也天天要來給咱們指指點點、說三到四。 中央政府的「開明度」確實還遠遠沒有達到「國際先進水平」，面對它心目中的「反華勢力」，它的「國際安全感」已然不足，當然要對咱們這裏的一些「反中亂港」的教育人員們的負面作用予以抗衡，本地教育當局作為特區政府唯一擁有意識形態「塑造」能力的關鍵部門，它的「精英」們儘管過去在聯合王國治下養成了「優良」的「聽話」傳統，目前面對略帶「統戰」性質的處境，其中尷尬就不言而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