羊城三十年

既然僭談了音韻學家們深奧的廣州話，就不能不想起歷史學家們古老的羊城。

我第一次踏足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南大門――廣州市，當然不在歷史上的古代，而僅在三十年前罷了。 然而，這三十年間，在中國發生的社會變化，就要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的三百年，都要大得多。

三十年前的那次赴穗，並不出於本意，卻是因為一位同學的無效邀約。

此前一年，「形左實右」的「王張江姚四人幫」倒台，華國鋒以「你辦事我放心」手諭登主席位，共和國的國策開始漸變，允許港澳同胞無緣無故到內地去走動。這種「走動」，雖然定名「回鄉」，卻虛有其名，而無其實，並不規定只許回到原籍或祖籍的故鄉。

那年的九月底，一位同學約我和另一位同學，在耶穌聖誕節假期的長週末，到廣州去逛幾天。我對這首創的提議並不感到興趣，沒有答應。這位同學於是還要鍥而不捨，改而提議到比較近便的深圳去住一晚，可我還是沒有很大的興致，婉拒了。

不去的理由很簡單：我是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香港這塊英國佔領地，是被社會主義祖國認定為「萬惡的資本主義淵藪」。在社會主義祖國革命人民的面前，我自覺有個十分惡劣的形象。把自己的惡劣形象，從英國佔領的香港，帶到偉大祖國神聖的國土上，會對一些「階級性」不夠牢固的無產者造成壞影響，有可能妨害他們奔向「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」。 這種對祖國有害的事，我當然不該做！

可是，二十多天之後，我的這位同學卻因先天性心臟病發，不幸突然去世了。

我於是決定代替這位早逝的的同學，到廣州去一趟，特意隨身帶去他的一件遺物，象徵讓他完成遺願。 這也就是我生平踏足社會主義祖國神聖領土的第一次。

當時香港人要到內地，得持有「回港證」，憑以在回程時進入香港。此外，香港身分證原來也是兩地邊檢人員必查的證件。而我在申領「回港證」時，卻被入境處的告示所誤導。這告示只提醒香港人赴澳門必須攜帶身分證，卻沒有提及赴內地也有同樣的須要。我於是自作聰明，把身分證留在了家裏。

然而說也奇怪，出境時，港方的入境處人員竟然沒有向我索查身分證，讓我順利通關。

可是到了戒備森嚴、氣氛緊張的「羅湖橋」上，內地的軍人可一點都不含糊！原來領取當時由香港中國旅行社代辦申請，由深圳邊防檢查站簽發，只能在始末日期之內使用一次的「港澳同胞回鄉介紹書」，除了中旅社的有關單據，還要出示香港身分證！ 可我的身分證沒有帶來，那豈不遭透了！

那位人民解放軍戰士說要看我的身分證的時候，我感到非常錯愕，起先摸不著頭腦，隨即不知所措。 可我確實沒有什麼要隱瞞，就照直說，這是我第一次要去內地，不知道得帶身分證，所以落在家裏了。 那位戰士當然不相信，反問我沒帶身分證，怎麼可能通過香港的出境檢查？ 我於是被帶進一個小房間，接受嚴肅的審查。

我照直詳細解釋一番之後，那位軍人大概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，就說要去請示上司。 我在小屋裏等了很久，心裏作好了敗興回家的最壞打算，還盤算著，如果被轟回去，就只好春節再來吧。 又安慰自己：這倒也沒什麼。可不耶穌聖誕過後，春節隨即就來了嗎！

我等著等著，好容易等到了這位橋上邊防戰士再進來。 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竟把「回鄉介紹書」交給我，然後對我說，我可以過去了。 我把「回鄉介紹書」接在手裏一看，但見備註欄上添上了兩行十分剛勁的黑色鋼筆字，大概寫的：「忘帶身分證入境，准予通行」，並加蓋了印章。 當然，是否確實就是這十一個字，因為事隔三十年，我可是不那麼肯定了。

當時我向那位很有水平的解放軍戰士連番道謝之後，望著五星紅旗，愉快地走過了羅湖橋，腳步輕鬆得像要飛起來似的。

當年不比今天，一旦被拒入境，車票固然報廢，而假期的第二天，或者第三天都不必再去了，因為早在預售期就賣個精光的深廣車票，臨時是不大可能買到的。

對於祖國的邊防人員，這第一次的接觸，就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

車抵廣州，第一個難忘的景象，就是走出廣州車站時，眼前所見，除了寥寥幾個穿一式白衣藍褲，臉頰乾癟，身材瘦削，來接親友的男女。站前寬闊的廣場上，就幾乎再看不到一個人影了！

廣州雖然不是個旅遊城市，但歷史悠久，城市風貌跟香港大異其趣，一切在我的眼裏都顯得新鮮。而穿一式白衣藍褲的人們都很友善。 我當時帶著異常興奮的心情，盡情遊覽觀光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我在廣州長堤路的一家茶樓吃早餐，同桌有兩位來穗探親的香港中年夫婦。大家聊了起來，我就談及我的大意和遭遇。他們都認為不可思議，將信將疑，還告訴我，就那麼巧，也正是這一次，過來的時候他們就親眼目睹，一個老大娘因為掏不出身分證，而被港方人員轟回去了。 他們問我是不是也來探親，我就把我來穗的特殊原因告訴了他們，如我所料，他們就說一定是我那已故的同學在天有靈了。 那時候我雖還不理解共產主義，卻是個「唯物」得很的人，對那雙夫婦的看法，自然一笑置之。

這破題兒第一遭在廣州「飲茶」，只顧跟那雙夫婦聊著，不留神點來了一盤腸粉，沒想到裏頭除了不新鮮的剁豬肉，還有蝦醬。 我從小不吃蝦醬，因為受不了那股味道。可那次吃上的腸粉，裏頭的蝦醬的腐敗氣味，竟要比我此前在香港誤吃過的，還要濃烈十倍。沒準就連那些剁豬肉都是已經變壞了的，而那蝦醬更是年代久遠的「極品」！ 那濃烈的氣味湧進鼻腔，我已然要吐，哪還能下咽呢！ 可當時祖國還處於「深挖洞，廣積糧，不稱霸」的火紅革命時期，不但尚未形成現今請客宴飲的排場豪風，要吃一頓倉底舊米做的粗飯，先要交付糧票，結帳付錢，反而在用餐之後。 在那個年代，任何物質都不允許浪費，國家須要「廣積」的糧，那就更不用說了！

眾目睽睽之下，作為香港同胞，我不能展露一副孬德性。既然自己大意，要來了這盤「極品」腸粉，再怎麼下不了咽，都得把它塞下去，不能吃剩一丁點！ 我於是閉氣屏息，拿幾小杯淡然無味的清茶，在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它全部往五道廟裏沖將下去，不遺殘屑，不噁一心，然後再用幾小杯清茶徹底漱口，不打一嗝。 這一盤「極品」雖讓我倒了一整天的胃口，卻沒在我的肚腸裏進行任何「反動」，這大概可以說是「身分証波折」之外的又一值得慶幸的事吧。 我於是學懂了，人生地不熟，此後吃飯點菜，得格外小心謹慎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到荔灣湖公園閒逛，看到三個小姑娘在湖濱跳橡皮筋，她們一邊活潑地蹦著，一邊竟說著非常難聽的廣州話！ 難聽，不是因為說得不標準，或者嗓音沙啞，而是句句都帶最口磣的男人常用的髒字！ 在香港，雖然偶爾也能遇上說話帶髒字的女孩子，可我從沒見過在公園裏這麼旁若無人、肆無忌憚地大聲說的，況乎出自八九歲的小姑娘稚嫩玲瓏的嗓音！

廣州，我和它闊別太久了。 這之後的幾次踏足，都在80年代。 有一次帶了我父親一塊同遊，在長堤大馬路上走著，他一邊搖頭一邊喃喃地說：「今不如昔！今不如昔！」 我父親年輕時隨我祖父來香港，之前曾在廣州待過幾年。

依稀記得，十幾年前的廣州，市容是隨處十分髒，交通是縱橫一片亂。那時候還沒有修地鐵，幾乎每坐一次公共汽車，都可以帶來難受的經歷。上車和下車，往往難免經歷一番掙扎。有時甚至讓車門把手指頭給夾傷了。在車上擠著的時候，人們都把你當靠背；有時後面已然背對背，前面還要來個臉貼臉呢！冬天還不至於太難堪，夏日可是苦透了！ 從乘客身上散發的氣味，可以推想，人們的家居衛生環境，都沒有達到「世界先進水平」。 錢要不慎掉在汽車的地板上，我寧可不去撿，因為難免沾上痰涎；但確實又不能不撿，就怕這可能被認作瞧不起無產階級，是小資產階級自以為乾淨的惡劣表現。 俺農民老子腳丫上的牛屎可都是香的，何況工人、戰士的痰！

俱往已！ 去年秋天，我舊地重臨，溫故知新。 這次赴穗，可是非常方便。上午十一點半出門，下午兩點二十分就在廣州東站下車了。

廣州東站有地鐵通達，而地鐵線路縱橫交錯，可說覆蓋市區任何地方，十分方便。 街面上出租車很多，車費便宜，起步價還不用人民幣十塊錢。 公共汽車沿用國產品牌，設計和質量雖然還遠遠落後於「國際先進水平」，但肯定比從前大有改善。 廣州城區不大，而人口密集，儘管不在高峰時間，有些路線已顯得有些擁擠。 但乘車要比從前舒適多了，車廂也相當乾淨。大抵帶著髒兮兮、濕漉漉的物品乘車的人，或者隨地吐痰的缺德者，都比從前少得多了吧。

去酒店的途中，在流花區的站前路，二十一世紀的廣州給了我第一個不大不小的驚愕，就是竟有裸露下身的流浪漢在街上蹓達呢！ 我想，這一類不幸的人，肯定患了嚴重的精神病，乃至流落街頭，衣不蔽體，大部分人類行為特徵丟失，雖仍懂得覓食求生，知道飢渴冷熱，畢竟不能自善其身，不懂清潔衛生，要比老弱的野生動物，猶有不如。 可以設想，轉眼寒冬到來，可能就會給有關當局的人員，帶來處理上的方便了！ 這使我想到了從前在冬天到東北雪國旅行所見，衣衫襤褸的流浪漢，夜晚都躲進髒臭無比的公廁，或席地而睡，或歪在牆上假寐，以避過殺人不見血的慣常低溫和風雪。

說到公廁，這次在廣州所見，確實讓人欣喜。 這些廣州市區裏的新型公廁，都是獨立的小樓或小平房型式，不依附於別的建築物。在大街上有明顯的指示牌。不收費，蹲位隔間相當寬敞乾淨，有保潔人員常駐。這些人員兼售衛生用品，似乎就住在小樓地層的小屋裏，看樣子都是外鄉農民。

目前中國國民的普遍素質還沒趕上「世界先進水平」，人們用廁往往有「不文明行為」，這種公廁的設計和管理方式，不但切合實際，也相當進步，既便利市民和訪客，又有效地改善了市容和衛生。 這跟共和國建國初期的全國公廁典型相去何止萬里！

1980年代我去黃山，長途車上有一位美國留學生，他告訴我，他本來不抽煙，但到了中國就抽起來了；因為每上廁所，別無他法，非抽不可！ 我就向他介紹我個人的對付辦法：不必抽煙。 「小事」一樁，就憋氣一兩分鐘；這是「小法」，它的附帶好處是可以順便練氣。 倘有「大事」要發生，非在惡劣環境之下處理不可，就拿個厚厚的，有棉花夾層的醫用口罩，用水弄濕了戴上；這叫個「大法」，效果不俗，它的附帶好處是鍛煉胸肺擴張。

一晃四分一世紀，那種「一個坑，兩塊磚，三尺土牆圍四邊」，或竟是「兩尺土牆圍三邊」的茅廁典型，到了今天，該只侷限在偏遠落後的鄉鎮裏存在了吧。

反觀香港，慚愧了，雖說是國際城市，實際上很多市民都還沒趕上「世界先進水平」，缺乏公德心者、沒學會「用廁文明」者，並不罕見。有些公廁設計落後，維護不善，保潔不足。在這方面，我看古老的五羊城該有值得借鑒的地方！

在書報攤花5塊錢買來一張印刷精美的交通圖，全市所有地鐵站名標示齊全。 還在圖上找到了我的中學母校的「祖校」所在。 既已身在廣州，我這由美國傳教士創辦，有逾百年歷史的「祖校」，當然要去看一下。

人生地不熟，到市郊坐出租車還是有點不完全放心。於是看著地圖去坐地鐵，再倒公共汽車，還多虧了一張嘴，得以在正確的車站下了車。 甫下車就看到一個女學生，從這女學生制服上的校徽，看出她正是我這「祖校」的學生。 我用國家標準語向她打聽到了正確的方向，免走冤枉路。 到了校門前，向值班人員道明來意，就獲得允許，進入校園。 在偌大的標準運動場邊的樹下，我聽到的，並非國家教育部規定的普通話，這一班踢球的男學生肆無忌憚，啷啷上口，放聲大嚷，而聲遠益清的，赫然竟是含高密度髒字的廣州話！ 其中頻度最高的，是女性外生殖器的土俗「賤」稱，當然一如常規，在前面綴加不同的形容詞，組成雙音節，以為哥們互相的稱呼。 看來呼者口潤，應者耳順；呼應之間，揚抑挫頓！

在沙面一座小教堂前，遇到兩位在廣州念醫科的外省大學生。我們就在宗教的話題上打開了話匣子。 隨後我談到了，從前到內地旅遊，包括廣州，我總要問路，也總能得到禮貌的回應，甚至友善的幫助。可是這次重臨，我竟不止一回遇到別過臉去不理我的的人！ 他們於是都笑了，然後說，別過臉去不理睬，反正不能算是最壞的回應；有一次他們問路，對方不但不理睬，還特意從塑料袋裏，掏出報紙來把自己的臉給遮上呢！ 我想，那樣不友善的態度，大概是要向對方表示極度的輕蔑，真可謂古今罕見、萬國難尋的社會怪現象！ 這時我可意識到了，我和這兩位來自北方的大學生，所以都吃上這種「緘口翻眸別臉羹」，大概僅僅就是因為我們都說普通話的緣故！ 那兩位外來的大學生當然沒學會說難度很高的廣州話，而我卻有一股傻勁，偏要堅持對廣州人不講廣府話，只好說，那叫活該，是自招的。 對此我雖然覺得莫名其妙，卻還是照舊說我的普通話。幸而往後再沒遇上那樣的異人了。

這經歷讓我深思：叫那人討厭的，究竟是說普通話的我呢，還是普通話這國家標準語本身？ 我當然無法憑空想出答案。 但答案無論是什麼，這都可能是一種不好的社會徵兆。 最後我想到了一種可能：假如那人不會說國家標準語，卻生活在一個絕對不能承認自己不會說的地方，而他又並非啞巴，那他大抵只好作出那樣的反應了。

走進黃花崗烈士墓園，看到草地上有人放著音樂，成雙作對在跳貼面舞。 而烈士紀功坊後面，坐著一個老叟，他側歪著身子，十分舒坦，穿件背心，赤著腳，舞動著胳膊，和另一站著的老人在高談闊論，興致方濃，儼然把墓園的這一角，視為他家的院子了。

正看汪精衛所書烈士碑，對面樹林裏傳來嘹亮的粵劇練腔和管絃伴奏之聲，此起而彼落，煩擾不絕。看來今天這烈士墓園裏的訪客，都是為的消閒或交誼而來的！

這情景，讓我感慨不已。 咱們國家的老百姓缺乏教育，怎麼就一至於此，竟然都不懂得，就算這只是一處普通的墓地，再怎麼不在乎，再怎麼不敬，也不至於要在墓側唱大戲、放情歌、跳熱舞、發偉論哪！何況這是紀念革命先烈的墓園！

這時來了一位外國老先生。 他肅然起敬地站在那裏注目碑石，低聲跟女陪同說話，聽出來是美國口音。 那旦角女高音的歌聲，實在太騷擾我們這些真正的謁園者了，我不勝其煩，一時憋不住，就「裏通外國」起來，和那美國人交換了意見，比照了兩國類似場所的情況，批評了我國教育的缺失。 那位年輕的女陪同由始至終不發一言，大抵讓我給窘了。而她直接受益於國家教育系統的培育，如今在工作上又代表國家接待外國客人，大概不好在這種場合，對本國人民任何不文明的行為，表示個人意見。這該是國家對知識分子在政治方面的基本要求吧。 可我和那個外國人說的話，其實主要是說給這位會說英語的女陪同聽的，但願她聽後懂得多管閒事，向有關方面反映一點文明的意見。

晚上，北京路商業步行街上逛者如鯽，兩旁的商店都過度地照明，新建的高樓大廈林立，霓虹招牌亮得實在耀眼。這當然讓人無法想起三十年前，甚至二十年前黑燈瞎火的舊貌了。 讓我沒想到的是，從前每到廣州必來光顧的新華書店，竟還能在這樣一條商業步行街上繼續經營！

步行街北端的地下有一段「千年古道遺址」，由唐代至民國，層層壓疊。遺址上面覆蓋了鋼化玻璃，讓實物原地展示，行人在上面走著觀覽。 我仔細看了宋朝的磚石路面。

拐個彎，到了中山路，在「騎樓底」下，停放著一輛板車，車上赫然躺著一個看似患「水腦症」的小兒，腦袋很大，眼瞼半開半合，奄奄一息。猜想是被用作流動展品，賴以討錢。旁坐一個中年男子，悠閒地抽著煙，遊目路人，神態自若。 我看在眼裏，酸在心中。但願那個可憐的小孩是此人的親兒，而不是拐來或買來的生財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