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郵致友人――談「教學語言」

Old C.,

「教學語言」實在是個再複雜沒有的課題。

先來個斷章取義，從你的文末談起。你說「莘莘學子……稍覺辛苦，便即放棄。學無所成，又怪政府」。 我說，子女嬌生慣養固然是父母的缺失，有時甚至會是祖父母的錯；同時，當然又是子女自己不懂事。 但把話說到底，如果這不是孤立的現象，而具有社會普遍性，這還是要怪政府的。也確實就只能怪政府。不怪政府，還能怪誰！

教育，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家事，更不光是一個學生的個人私事；這是社會的事業，是全民的共同事業。這當然就是教育當局的事，是政府的事了。 教育當局不但要承擔對各級學校裏的學生施行良好教育的責任，也要對社會施行公民教育，對家庭施行婚姻倫理教育。

然而，咱們的所謂教育，歷來就只是「教科填鴨」的「生產線」，是學歷憑證的「買賣場」，和一般經濟產業沒有本質的分別。

父母不懂得對子女施行家庭教育，導致子女嬌生慣養，這往往是父母本身沒有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結果。

有些父母並非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，可惜連他們自己都沒受過多少教育，而且醒著的每一分鐘都得用於撈錢，因而沒有條件和時間對子女施教，只能把他們交給「空降」此地，「出賣生命主要片段」的外傭，最終導致他們性格、行為、學習上的問題。 這本身就是個社會大課題。 社會課題，只能從社會層面去處理。 然而，這奉行精英主義的政府，卻沒有精英應有的灼見，不知道謀求補救，怠於應對。

此地從事教育產業的精英階級，他們的子女一般都送到西方受教育，尤其是高等教育，而鮮有必須留在本地，拼死競爭供不應求的學額的。 此地教育的好壞和成敗，對這些精英來說，實際可謂不關痛癢。 這就有點像印度的婆羅門家庭，他們的子女，學習成績再不怎麼樣，都能在西方完成大學教育。要拼死擠進全世界最難考上的「印度理工大學」的，多是些普羅大眾的孩子。

在咱們這個面向國際百餘年，而目光短淺只一寸的社會，身為父母的，一般都只受過偏狹而功利主義的所謂教育，奉行「一切向錢看」，「各安天命」，但求「過海為仙」的人生哲學；對落後、不合理的社會現象，視為當然，默默忍受。 水平如此，能養出不肯吃苦的小苗苗，而非不在乎死活的青少年罪犯，就算是不錯了。

此時此地，在這樣一個社會產業偏狹、資源分配失衡、個體競爭劇烈、貧富懸殊嚴重的外向形經濟體系，教育已然不可能是真正、全面的教育，凡是不能限時轉化為金錢的教育方針、方式和內容，都會被排除。

此時此地，在這樣一個偏狹、失衡的社會，「母語教學」和「兩文三語」的提法，不免就要帶有片面性、虛妄性和欺騙性了。

「母語教學」實際是沒有能力接受「英語教學」者的唯一最低檔次的選擇。 至於「兩文三語」，那更是開玩笑的事，不必認真！ 我乾脆把它說成「兩蚊三羽」好了。也就是兩個蚊子，三個翅膀。「兩蚊三羽」而能飛翔自若者，只能是少數的超優特異物種！

由於必須迎合國際商貿的現實需要，本地社會和教育的發展，都徹頭徹尾地服從於狹隘的「唯商用主義」，加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上，已有一百多年的「唯英語」傳統，在這裏，幾乎一切個人才能，都置於英語能力之下。

就算要成為「中文專家」，最好先到美英名牌大學如「耶佛」、「牛橋」去深造一番，把一兩個博士什麼的弄到手，方能回來在學術市場上臨陣殺伐，亮出頭銜，把云云對手一一斥退。

這就形成了帶有迷信色彩的、社會性的語言「自然選擇」。 語言能力較弱，只「配」接受「母語教學」的年輕人，往往因為英語能力不足，在升學和就業機會上吃盡大虧。很多跟語言能力沒有多大關係的才能，因此都被平白埋沒掉。社會因而流於單元化，缺乏創造力，發展上永遠落在西方後頭。

此地的所謂人才，假如是「實料真材」，就像金融市場的資金，可以隨時流入，亦可隨時流出，對社會完全沒有歸屬感。西方的英語世界，才是他們心目中的「地球村」。

由於對英語的迷信瀰漫整個社會，哪怕再不學無術，再無能，再不堪，只要通曉英語，往往都被迷信為有才能，甚至以為精英，獎予一切機會。

在東京，外國人留下來工作、定居，多少得學一點日語。不懂日語的洋人，在東京街頭閒逛，最好自備一本翻譯小冊子，或者一個電子翻譯器。 在香港可不一樣。 為數不少的白人永久居民之中，會說廣東話的絕無僅有。 當然，這有它的道理，畢竟香港是在英國治下發展出來的國際城市嘛。

儘管如此，英語實際沒有在本地華人社會得到普及。 過去一個半世紀，英語作為統治者的階級語言，由於源出「買辦階級」的「高等華人」有意識地維護它作為「精英語言」的地位，加上跟中國政治現實和狹隘文化傳統有關的一些複雜因素，它沒有能夠在社會層面得到應有的普及。

作為一個國際商貿城市，這裏一般年輕人的英語習得，基本只有正規學校一途，而一般中小學的語文教學質量，這麼些年以來，有目共睹，無論中文、英語，都和一般合理期望差距甚大。 因此，作為一個國際商貿城市，市民的普遍英語水平，或者說雙語人口的比例，可說是「太不像話了！」甚至還比不上也曾淪為不列顛帝國屬地的印度。

本地華人人口的英語普遍學不好，這倒也罷了，怎麼就連漢語水平，竟也低得那樣不堪了呢！ 我看，社會性的、長期的輕視、忽視本地民族語文，特別是漢語標準語的文字形式――中文，褫奪它應有的法定地位達一百多年，斯固有以致之。 而本地方言和標準語有巨大的歧異，斯亦有以致之。

從教學效率的角度看，「母語」既有利於教師講授，也有利於學生理解，顯然是最理想的教學語言。但礙於種種不同的原因，如國家的強制規定、父母的自由選擇、家庭移民他國等等，今天世界上不能享受母語教學的少年兒童並不少。 比如出生在印度的婆羅門家庭，或者廣州的一般家庭，和香港的「精英」和「中產」家庭的孩子們，大抵從幼兒園階段開始，就在非母語的環境裏學習了。

對兒童來說，以非母語作為學習媒介語，一般不會產生任何困難，但卻能削弱對母文化的認識和認同，因而導致對原屬民族、族群、文化的疏離。

面積只有24萬多平方公里的聯合王國，南腔北調是普遍現象。 一般相信，今天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口，說的RP口音的英語。 絕大多數的王國國民，都是說的地點方言，或者帶不同程度方音和地方詞彙的「不列顛英語」。

如果你生在倫敦，母親新近從「河口郡區」遷入，說的是「南英格蘭英語」的 Estuary, 而父親是來自利物浦的 Scouser, 一口盡是漂亮的 Scouse, 那你仍然可以不必另學一種大異於母語的「教學語言」，你的母語口音絲毫不會對你的學校生活造成障礙。 成長以後，儘管你跑遍整個王國，堅持說一口Estuary和Cockney的混雜體，既沒有人會因此無法跟你溝通，也沒有人會笑話你的口音。你聽到的，包括你的老師們所說的，除了極少數操比較正統的 RP口音，多半是形形色色的南腔北調！ 然而，這完全不成問題，因為在這個英語的王國裏，不管你說的是 Scouse, 或者 Estuary, Cockney, 它們都是英語，是全體不列顛人「廣義的母語」。 如果你說你要 a li?le bi? o' bu?er to sprea? on de brea?, 不管對方是不是 RP speaker, 他都會明白你要的是 a little bit of butter to spread on the bread.

但是如果你現在出生在威爾斯的卡迪夫，母親來自西北部的小鎮，說的是威爾斯語，那你就跟英格蘭人、北愛爾蘭人、蘇格蘭人很不一樣了。 你從小由母親口裏學到了這種一度瀕臨「絕滅」的「珍稀」語言。 五年後母親把你送進一所以威爾斯語為教學語言的小學。一年級和二年級你乾脆沒有英語課，到了三年級你才開始學英語，知道了黃油叫個 butter, 又叫 bu?er, 中學畢業時你基本能操雙語。在大學裏，你的英語口語由於天天派諸用場，已然比威爾斯語流利多了。此後，你的母語大抵只會用在家裏，或者上菜市買東西，又或者去西北部走親戚；別的場合，比如跟朋友泡吧喝啤酒聊大天，你多半會選擇說英語。當然，說到跟威爾斯文化傳統有關的事物，你還是會夾雜一兩句威爾斯語的。

中國地點方言的情況大異於聯合王國，也比聯合王國複雜得多。 中國的漢語方言，在一般西方語言學的概念裏，實際上要算是不同的語言，比較接近同屬「西日爾曼語支」的英語和德語的關係。 那無疑是親屬語言，卻不能算是一種語言裏的方言。 雖然使用同一方塊文字系統，這些方言之間，語音、詞彙迥異之甚，基本無法直接通話。比如台山人和潮州人，除了「雞同鴨講」，難以合演別的劇目。

西方語言學的所謂方言，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通話的，比如 Scouse和 Cockney 就同屬「英格蘭英語」的方言，香港話和順德話之間有類似的關係，同屬廣州話的方言，但在漢語系統裏就要稱為次方言了。

然而，在所謂「漢語方言」的大家族裏，咱們有的是承傳自上古祖宗的一套漢字，由於漢字不是表音字符，它不受語音隨時隨地的變異而變形。 作為詞素，這套固有字符又能輕易組成音節簡潔的新詞，不必像英語那樣，幾乎毫無節制地不斷產生全新的拼式。 也正是這套神通廣大的字符，配合著拼式注音，讓漢民族的共同語――普通話――「普遍通用語」，學習起來比較方便。

咱們如今有了這「民族普遍通用語」，自當朝向直接用為教學語言的大方向而邁開腿腳了。 可是香港的教育系統嘛，它多少反映了社會的普遍偏見和短視，哪能幹得來這種移風易俗的大事！但又不能不意思意思、走走過場啊，於是從內地引進一些 standardized speakers, 用以教授和測試普通話，全盤照搬內地多年來強行貫徹而其效不彰的口音和字音絕對標準。 除此之外，餘的一成不變，仍然堅持「廣州話教學」、「以廣州音讀、寫白話文」的學校語文政策。這麼一來，全社會的中文水平難望提高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