聞樂雜憶

正聽韋伯的降B大調單簧管、雙小提琴、中提琴及大提琴五重奏，過癮極了。尤其剛聽過柴可夫斯基的「悲愴交響曲」，跟兩首充滿激情、悲鬱和絕望的幻想曲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和 “Francesca da Rimini” 之後。這所謂過癮，或可說是一番悲鬱之後的紓解。韋伯這單簧管五重奏的第二樂章也以幻想曲命題，但聽來曲調顯然並不源於病態的激情和絕望，那全然是一片優美的恬靜，溫柔敦厚多了。

記得20多年前轉用激光唱機的初期，我只有兩個最大輸入功率60瓦的書架音箱，沒多久就撐不下去，讓每聲道RMS輸出僅有20瓦的小小功放把高音單體的引線給熔斷了。這高音單體設計畸異，長達兩三厘米的外露弓狀引線比頭髮還細，外塗凝膠狀防振物質。拿去修了回來沒多久就再度熔斷。自己拿著高倍放大鏡嘗試焊接，數度失敗之後，也懶得送去再修了，索性把它棄置，買來了每聲道最大輸入功率150瓦的大音箱。

150瓦，足以導致感音神經性耳聾而有餘了。但是音質不佳。這單簧管五重奏當然還是勉強可以聽的，因我要求不高，並不嫌它深度不足；那「悲愴交響曲」也是勉強可以聽的，因我並不嫌它不夠寬廣。可這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和 “Francesca da Rimini” 就真的聽不過來了，不是怕的音量大起來，把鄰居吵惱了，要上門來理論，或振破自己的耳膜，提早葬送並非人皆有之的聞樂天賦，卻是因為音箱自身受不了那些狂吼樂段的低頻脈衝，嚴重過載，在觸發保護電路啟動之前，低音喇叭單體乾脆給噎得喘不過氣來，渾身哆嗦，產生異響，讓我聽著捏一把汗。

這Chailly指揮克里夫蘭樂團的Decca片子因此在我的「罐頭」叢中蟄伏了好些年，直到我拿12英寸220瓦的低音單體來組裝了兩隻大音箱之後，它的束縛才得解放，從此肆無忌憚的大鳴大噪起來，我這才得以真正邁進愛樂者的世界，時刻面對失聰的危機。

我總這麼想，這樂曲固然不能受到唱機的束縛，愛樂者就更不能受聽覺神經的束縛了。像本地這種擁擠的城市居住環境，為怕吵著家人和鄰居，連個特為現代文化生活而發明的音箱，都不能「物盡其用」，而得長期使用耳機，那是不可接受的現實。

我可是走過了有點曲折的愛樂歷程，方得今天的暢所欲聽，聞所愛聞。歷來音樂界盛產神童，兒童幼年接觸音樂，有利這方面的發展。我在少年時期大概並不十分喜愛音樂，但肯定也並不嫌惡，因為也曾擁有幾枝竹笛，弄壞了三個口琴。大抵受家境限制，幼年和童年缺乏薰陶，愛樂之情沒能充分發展起來。

在我記憶裏的小學音樂課，就連模糊的片段都搜索不出來了。至今沒忘了的，僅有一位音樂老師，不是因為她的鋼琴彈得很怎麼怎麼樣，而是因為她是個美女。至於她都教過些什麼歌，如今是再也沒有丁點印象了。讓我牢牢記住的，是她面對我們這些窮孩子的那種冷漠和輕蔑的表情。我似乎從沒見過她的笑臉。大抵來自富裕家庭，湊合上過兩年所謂的「師範學院」吧，當然沒有學過如何善待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，也不可能明白，為甚麼窮孩子不愛唱歌，就知道以頑劣胡鬧為生活情趣、以肋脦骯髒為美感標準。

儘管我把音樂老師和上音樂課的情況一股腦都忘個精光，卻總也忘不了課上學來的一些短歌，如「採茶謠」、「紫竹調」之類的作者無考的中國民謠小曲，又如舒伯特的「野玫瑰」、「磨坊主人的花」和一首「搖籃曲」。還有另外一首也叫「搖籃曲」的，旋律非常簡單，卻又美得不能再美的小曲，那是勃拉姆斯所作。我至今感到疑惑，這作「搖籃曲」的勃拉姆斯，怎麼寫得出來像那降B大調第二鋼琴協奏曲那樣的作品？

少年時期，一次郊遊時同學帶去一台手提唱機，放了一片何占豪、陳鋼的標題協奏曲「梁祝」。樂曲從搖擺不定、高低起伏的膠片和原始的機器「再生」出來，讓我聽進耳朵裏去的，竟是美妙的小提琴琴音和管弦合奏，這讓我驚喜不已。

從此總要晚睡，是所謂「愛曲夜眠遲」了，為的要聽電台很晚才播出的兩套西洋古典音樂節目，尤其是帶小提琴獨奏的樂曲。這是那時候我接觸嚴肅音樂的唯一途徑了。我僅有的「器材」，是半個巴掌大小的晶體管收音機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真不明白那聲音是怎麼聽得進去的！可當時就那樣湊合聽著聽著，並不感到應有的苦惱。後來這質量很低的收音機讓父親生氣砸了，反倒換來一台大一點、質量好一點的。再往後母親又買來一台更大的日製二手貨，那是老掉牙的真空管。雖然破舊不堪，但收音效用良好，用的交流電，功率大多了，並且失真較少，聲音也厚實多了，因為它略可出些低音。

我至今忘不了，一個涼秋的星期天下午，透過這台老掉牙的真空管收音機的單個喇叭，我聽到了此前已曾聽過的柴可夫斯基降B小調鋼琴協奏曲。可這一回我掉淚了。當時我並不知道柴可夫斯基何許人也，怎麼寫得出來那樣激情、幽怨、鬱結、無奈而淒美的曲調？

後來，隨一個同學上他的一位老師家去，我進一步把「耳界」開闊了。這位老師來自上海，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住過花園洋房，使喚過僕人，坐過轎車。共和國成立後，這一切自然都沒入了國家公有財產，是所謂共產，就連家裏門窗上的釕銱，趕上「全民大煉鋼」那會，都拆去投入熔爐，化為廢鐵了。他在外貿部工作了一段日子，熬到了1960年代，以赴港治病為理由獲得批准離境，一家子四口人走過「羅湖橋」時，除了各人身上的衣物和丁點隨身物品，就只有十幾元錢的港幣了。

來港多年之後，我認識他的那會，他家裏有一座完好的二手櫃式大唱機，雖然只是單聲道，發聲器件卻是三個喇叭單體，靠近地面排列成行，唱起樂團合奏來好不雄壯。有好一陣子，我在他家裏聽到不少從未聽過的樂曲。其中最讓我驚喜，印象也最深刻的，要數初次聽到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了。他又讓我聽了提琴大師David Oistrakh的好些演奏。至於都有些什麼曲目，現在是記不起來了。每每談到了這位大師，他可是眉飛色舞，滔滔不絕。原來當年Oistrakh到上海演出，他身為無產階級的對頭人，竟都有幸親睹風采。

現在每聽Oistrakh的唱片，我總這麼想：蘇聯的人性改造系統得「報銷」了多少音樂家，才有像Oistrakh這樣的一個異數得以倖存？這位奇才又得有多大的「通天神智」，才能逃過勞改營的冤網恢恢，並得以把才華發揮到極致？我甚至這麼想，沒準那樣可怕的黑暗社會，反倒給予大師獨特的有利條件，俾得茁壯成長，一枝獨秀。

除了一大堆的西洋古典樂曲，我的同學的這位老師又有很多周璇的唱片和錄音帶，他老愛給我講這位薄命紅星的故事，並且一再強調，周旋並非死於自殺，而是被毒死的。他又給我介紹她的歌曲，可我並不怎麼愛聽，對周璇其人也沒能產生多大興趣。他似乎不太理解。儘管如此，每每我上他家串門，碰巧他正在聽周璇的時候，就會馬上給我換唱片，我讓他別換，他愣是執意堅持非換，一邊說著：「唔要緊，唔要緊。換一張你鍾意聽嘅啦。」

沒多久我買來雙聲道唱機，這才算是邁入了「九進」的高傳真度美樂門庭的第一進門檻。此後每上他家，他還是熱情地以珍藏相款待，可我雖只「九進其一」，卻已然「曾經滄海」，從失真嚴重的古舊單聲道唱機和唱片「再生」出來的音樂，再也不能入耳了。我當然不好老實直說，一時還只得硬著頭皮聽下去，聽到了我把器材升級，邁入美樂門庭的第二進；又聽到了我由「黑膠一克針壓」，「串軌」到了「激光無針無壓」。

至此，這高曠深廣的美樂門庭，我算已「九進其三」了。於是得便請他來家，讓他聽了Arthur Grumiaux演奏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和兩首浪漫曲，試圖以「美聲」說服他也來「串軌」，進入激光時代。可他似乎全然不為所動，對那台古舊的櫃式單聲道大唱機，和那些已然磨損嚴重的唱片，矢志不離不棄，一直到他去世。

謹以此文紀念我的這位愛樂的老朋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