萋萋滿別情

讀唐詩，實在不必，也不應強求甚解，往往也不可能求得甚解。

白居易的五言律詩《草》，一作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，字面淺白，好上口，易記誦。 可是，人們對它卻有不同的理解。 要是這首《草》，也像他的《問劉十九》那樣簡單明晰，人們對它的理解就不會有歧異；又如果像他的朦朧詩《花非花》那樣謎語似的，解詩的名家們也就不會那麼肯定地自以為是，確信自己的揣測是對的，而別人的看法就是錯的了。

近年流行一種新的解法，認為這是讚頌野草有頑強的生命力，是送行時假景物以況行人。
又有一種解法比較簡單，認為只是說的離愁別緒就像這原野上的草，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以至於繁茂的芳草，都充滿了離別之情――「萋萋滿別情」。
另有一種更簡單的解法，認為詠草是主題，送別是副題。目的在於詠草，卻借詠草來送別。 因為通篇八句之中，六句都是寫的那草。
又有一種解法與眾不同，乾脆認為詩人把自己比作草了。
還有一種較為複雜的解法，如清乾隆朝編註《唐詩三百首》的蘅塘退士，認為詩人把草比作「消除不盡，得時即生；干犯正路，文飾鄙陋」的小人；把「萋萋滿別情」理解為「最易感人」的虛情假意。
持上述第一、二種見解的人，往往認為最後一種解法是穿鑿附會，無中生有，是沒影的事！ 然而真能這麼肯定嗎？

在這裏不妨暫把本文主題擱置，先說些題外話。
白居易是個直率的詩人。 他大抵不喜歡蛤蟆，也不喜歡他認為像蛤蟆的人物，於是他作了一首體裁樸素的古體詩《蛤蟆》，去詆毀他們：
「……。 蠢蠢水族中，無用者蛤蟆。形穢肌肉腥，出沒於泥沙。……豈惟玉池上，污君清淩波。何獨瑤瑟前，亂君鹿鳴歌。常恐飛上天，跳躍隨姮娥；往往蝕明月，遣君無奈何！」
看哪！又是 「污君清淩波」，又是「亂君鹿鳴歌」，還要「飛天」，「跳躍」，「蝕明月」呢。 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！就連「形穢肌肉腥」都是罪名！ 誰讓你看人家的醜模樣，誰讓你吃人家的腥肌肉呢！
這明明是一首詠物詩，可白居易就「諷諭」了一大堆，並且附會了一個蛤蟆蝕月的無稽神話故事。 如果說他把草喻為小人，那還真可以說，不但比這《蛤蟆》合情合理多了，溫柔敦厚多了，而且還更富詩意呢。
白居易又有一首《問友》：
「種蘭不種艾，蘭生艾亦生。根荄相交長，莖葉相附榮；香莖與臭葉，日夜俱長大。鋤艾恐傷蘭，溉蘭恐滋艾；蘭亦未能溉，艾亦未能除。沉吟意不決，問君合何如？」
看哪，這首《問友》是再淺易不過的了，沒有一字含糊。可詩中說的艾，難道真的就是指的艾嗎？ 假若真的僅僅就是說的艾，沒有諷諭之意，那麼要除掉它，不見得真有那麼難吧。聰明如白居易者，怎麼就至於要寫上十二句六十字去「問友」了呢！ 如果說，這「艾」其實是要比喻些什麼人物，該不能說是曲解吧。
白居易作為一個詩人，他就是有這怪脾氣！ 他的詩，帶絃外之音者，比比皆是，多而又多。 有附會無稽的內容者，也並不少見。他畢竟就是個以科考走進仕途的唐朝文人，而不是今天被科學精神牽著鼻子走的現實主義文學家。

那麼，對《草》的解法，究竟上面哪一種說法才是對的？ 這確實沒誰能夠說清楚。 就像詩人究竟是不是真的「鋤艾恐傷蘭，溉蘭恐滋艾」一樣，習慣理智客觀地思考的人都知道，那既是無從否定，也是無法證實的。如今和詩人相去已逾千年，缺乏直接佐證，前人的論據又多含主觀臆測，天知道哪一位猜得對，哪一位猜不對！ 要認真考究起來，實在無從徵引，難有確論。
但有三點毋庸置疑： 一，是詩人的確寫的野草，而非別的植物，並且用了全篇的四分之三的筆墨，也就是六句三十字，來作充分描寫。二，是以「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」作結，這兩句說的肯定是送別，別無他事。 三，是既說草，又用「王孫」、「萋萋」，詩人顯然不會介意讀詩者認為他用了《楚辭˙招隱士》的典故：「春草生兮萋萋，王孫遊兮不歸」，因為詩人沒有附加序言，說明並非用典。
至於是否確然實用之作，真有那麼一個「王孫」，真有那麼一「送」？還是白居易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，作的無病呻吟？又或者像有些論者所認為的那樣，只是拈鬮定題作練習，以為科舉應考的準備？或更有別的特殊原委？ 除非出土確鑿的證據，否則這只能永遠是唐詩的一宗耐人尋味的懸案。

雖然白居易提倡「風、雅、比、興」的寫作方式，反對單純地「嘲風雪，弄花草」。 但據有些還得存疑的記載，創作此詩時他還很年輕，大概只有十五六歲吧。如果這是事實，那麼當時白居易的思想距離成熟定型尚遠，該還沒有形成以上比較完整的個人文學理論吧。
再者文學不像音樂、繪畫那麼抽象，儘管偶爾也出些天才少年，但往往因為作者少不更事，生活體驗短淺，不免寫出一些詞不達意，言過其實的「少作」。因此，也有這麼一個可能：這是一首尚未成熟，發表太早的作品，只是有幸被人錯解之後，才贏得了迷信、崇拜天才者的過譽。
以諷諭詩和《新樂府》見稱的白居易，少年時期家境貧寒，對民間疾苦有比較深入的瞭解。 後來雖然當官，還是有些不識時務，學不會與勢推移，終至被貶。這種黑白分明、剛直不阿的性格，多半是天生的，很難從後天培養。 如果推想，少年時期的白居易，對人生的遭際，有比較強的感慨，這也該是合理的。 那麼，把這一首少年之作，也理解為一首諷諭詩，或者以絃外之音，順帶諷諭的詩，看來也並非不合理。
我們不妨試試推斷，這首詩的主題，究竟是在於詠草呢，還是送別？ 這我們不能去問詩人，因為儘管今天把他找來了，他也許都忘了，畢竟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往事。
可是，由於詩句淺白，不像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那麼古奧難解，只要老老實實往字裏行間琢磨琢磨，未必不能得到比較客觀合理的推論。當然，終究是推論罷了，不能視為確判。
此詩在不同的編集裏有不同的篇名，卻似乎沒有字句參差的不同版本。 從字面上看，如果認為它是詠草為體，送別為用，大抵是無可反駁的。
另外，它雖有好幾個不同的篇名：除了《草》和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之外，還有《原上草》、《芳草》和《咸陽原上草》，但全都帶個草字。究竟哪一個才是原來的詩題，沒有別的證據，誰都說不清楚。 然而，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就是所有收錄此詩的唐宋編註家，大部分都認定，它的主題是詠草。 如果順著這個方向猜想，認為這「又送王孫去」的，並非作者本人，而是這草，作者只是個旁觀者，只是個記述者。作者在他的詩章裏，把草也看成像人一樣有感情的靈物，它生在原野上、古道旁，年年都送走不同的落魄「王孫」，這時候又送走一位，以至於「萋萋滿別情」，這就再合理不過了。或者說，作者和這草，一同在這原上送王孫，這也是同樣解得通的。

讀不含典故的格律詩，簡單地滿足於字面的意義就好了，大可不必求其甚解。 文字作為傳遞詩人複雜的思想、感情、意象的載體，是會有相當的侷限和偏差的。就連詩人本身，也不可能透過那麼簡約的文學形式，把要抒發的全部內容，完全表達出來，徹底交代清楚。
要是詩裏還用上了典故，理解起來可能就要比較複雜了。
我看，這一首《草》，很有可能就用上了一個典故，因而也可能隱含詩人不欲明言的絃外之音。 為什麼說「很有可能」呢？那是因為還有另一可能，那就是白居易作這首詩的時候，水平很低，低得用了典故而不自知，只管把它看作普通用語。或者明知是來自《楚辭》的典故，卻以為讀者都不會理會，不會想到那可能是個典故，甚至懵然不知有《楚辭˙招隱士》，不知有王逸的注，因而也不會產生詩人始料不及的誤解。我想，持這種看法的人，應該不會很多吧。
如果詩裏真的含有典故，那麼這典故的來歷就該不會有異議，那肯定是《楚辭˙招隱士》裏的兩句：「王孫游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」，同時不免還要拉扯上東漢王逸的注。
白居易是盛唐詩人，大概不可能沒有讀過《楚辭》。 要讀過《楚辭》，大概不會沒有讀過王逸的《楚辭章句》。 因為這是個流通的版本。要讀過《楚辭章句》，就一定不會忽略王逸的注。 那麼，白居易要引用這個典故，就一定會考慮到，王逸的注對別人在理解自己這首詩上，可能起到的作用，不管他同意王逸的看法，把《招隱士》和屈原扯上關係，還是不同意。
當然我們也無從否定，「王孫」、「萋萋」二詞，只是白居易模仿前人或時人的詩詞，間接用典，而不是直接從《楚辭˙招隱士》裏徵引。
比白居易早生約七十年的王維，他的五言絕句《送別》就有這麼兩句：「春草明年綠，王孫歸不歸」。 不過，此詩沒用「萋萋」一詞。因此，如果認為白居易首先用了「日用化」了的「王孫」，然後再去抄《楚辭》裏的「萋萋」，而論證他並非用典，這未免太牽強了。
清朝蘅唐退士編註的《唐詩三百首》裏送別詩不少，但用上類似的字眼的，就只有以上所舉王維的《送別》，和崔顥的《黃鶴樓》：「芳草萋萋鸚鵡洲」。但寫法都和白居易這一首大異其趣。
作者把「萋萋」跟「別情」放在一塊，而且靠得這麼攏，乾脆可以說是作為修飾「滿」的副詞來使用，而這「滿」，卻好像不是形容原上的「草」，而是「別情」。這樣遣詞，如果並不隱含絃外之音，就該屬用詞不當了。 假如說，作者把草擬人化，說這草自己送王孫，或者和作者合夥送王孫，這似乎比較合理。
「萋萋」一詞，見於《詩》者共有五處：
《周南˙葛覃》：「維葉萋萋」；
《小雅˙出車》：「卉木萋萋」；
《小雅˙杕杜》：「其葉萋萋」；
《大雅˙卷阿》：「菶菶萋萋」；
《大雅˙大田》：「有渰萋萋」。
除了《大田》例可能是同形而異義，其餘五例都明顯是草木或葉子茂盛的意思。
《楚辭》裏的「萋萋」，大抵也是源自北方的《詩》。
「萋萋」在《唐詩三百首》裏只有三處。 除了白居易的《草》和崔顥的《黃鶴樓》，就只有無名氏的《雜詩》：「近寒食雨草萋萋」。《黃鶴樓》和《雜詩》雖非送行之作，卻都抒發思念故鄉的情懷。
古人出遠門，或者遠道回鄉，很可能都喜歡選擇在春天起程，一來風和日暖，不冷不熱，要出遠門，一年之中，春天該是比較合適的季節；二來有充裕的時間，如果路程稍遠，冀其趕及在冬天之前到達目的地，而不必「驛裏逢冬至」。
可是，春天不光有草哇，樹葉也萋萋，山花也爛漫哪！ 唐朝詩人們送別或餞行時，除了野草之外，看在眼裏的，都有些什麼可詠的景物？透過蘅唐退士編輯的《唐詩三百首》，也許可以略窺一斑：
王維：「遠樹帶行客」；「萬壑樹參天，千山響杜鵑」；「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。」
李白：「青山橫北郭，白水繞東城」；「山隨平野盡，江入大荒流；月下飛天鏡，雲生結海樓」；「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」
韋應物：「殘鐘廣陵樹」；「楚江微雨裏，建業暮鐘時。漠漠帆來重，冥冥鳥去遲。海門深不見，浦樹遠含滋。」
李頎：「四月南風大麥黃，棗花未落桐葉長。」
王勃：「城闕輔三秦，風煙望五津」；「關城樹色催寒近，御苑砧聲向晚多。」
崔顥：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」。
劉長卿：「長江一帆遠，落日五湖春」；「蒼蒼竹林寺，杳杳鐘聲晚。」
王昌齡：「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」
以上送行或餞別的時令，都在春天。但也有在別的季節送行的，如：
盧綸：「故關衰草遍，離別正堪悲！路出寒雲外，人歸暮雪時。」
司空曙：「曉月過殘壘，繁星宿故關。寒禽與衰草，處處伴愁顏。」
高適：「青楓江上秋帆遠，白帝城邊古木疏。」
岑參：「北風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。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」
溫庭筠：「荒戍落黃葉，浩然離故關。高風漢陽渡，初日郢門山。」
中國古時的京城或別的城市，不像現在那樣尺土寸金，可以想見。 那時候的芳草，大抵是天涯處處有的物種之一。但以上各例卻顯示，春天送別詩提到的眼前景物，顯然是多樣的，其中詠及這隨處可見的草的，包括白居易的《草》，共有四例。 然而，通篇只寫一種自然物的，就只有白居易的這一首了，餘的都泛寫景物，並不單寫一草。而跟白居易的《草》一樣，不但有「草」，同時還有「王孫」這字眼的，就只有王維的《送別》：
「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綠，王孫歸不歸？」
另外，《唐詩三百首》還收了王維的一首五律，同時提到芳草(「春芳」) 和「王孫」，那是《山居秋暝》。 假如這不是送行詩，就該有送行的預期，表達捨不得和「王孫」分離的衷情：
「空山新雨后，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
「王孫」一詞，完全不見於《詩經》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給「王孫遊兮」的注解是：「隱士避世，在山隅也。」意謂「王孫」落魄成為「隱士」。 唐開元年間的呂延濟等「五臣」卻添上蛇足：「原與楚同姓，故云王孫。」由此可以推定，「王孫」別無出處，《招隱士》就是它的唯一源頭。這個詞，見於《唐詩三百首》的，除了白居易的《草》之外，僅有三處，就是杜甫的《哀王孫》、王維的《山居秋暝》和《送別》。 《唐詩三百首》之中送別詩不少，而「王孫」一詞並不多見，因此也可以推定，這三處都是用典，並非用作普通字眼。當然，如果翻遍《全唐詩》，能找到的例證就可能更多了。
杜甫的《哀王孫》作於安史之亂期間，詩裏的「王孫」，無疑就是指的那些蒙難的貴族子弟，這就和王逸的說法相合了。 白居易的《草》，如果真是少年之作，大抵比《哀王孫》要晚約三十年。他不可能沒有讀過杜甫的這首詩，因此也不可能忽略 「王孫」一詞自東漢以來的既有涵義。 而這涵義，似乎歷來沒有訓詁家予以質疑。
基於王逸的注，「王孫」作為貴族子弟的通稱，最早也就見於《楚辭˙招隱士》。 白居易在這裏「王孫」、「草」、「萋萋」三詞並用，比王維的《送別》還多了一個 「萋萋」。 單用「王孫」，或者單用「草萋萋」，硬說他沒有用典，已然牽強，如果同時兩者並用，就不可能不讓人聯想到《楚辭˙招隱士》了。而《招隱士》裏的「王孫」，不管所指為誰，都是確有專指。 這也就是說，白氏擷以入篇，視為用典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 假如作者真的沒有用典之意，那麼，他就反倒為典故所用了。結果都是一樣：「王孫」一詞確有典故。 如果推測這不是一般送行詩的觸景生情，或者傷情賞景，也並非隨意使用時人的慣用詞，而認為那是作為一個典故來引用，這是再合理不過了。 要堅持時人早把此詞日用化，否定它保有典故的性質，這未免太霸道了些。
假定白居易讀過《招隱士》，直接用了這典故，也同意王逸的看法，這就顯得比較合理。 要認為他沒讀過王逸的注本，根本不知道王逸的看法，這未免牽強了些。要認為他讀過王逸的注本，並且以為是曲解、附會，本人並不同意，卻還是因為別無他詞可用，而不得不照搬照抄，這就未免把白居易的文才看得太扁、太癟了。
東漢王逸和白居易相去約七百年。 可以推想，唐朝詩人必讀《詩》和《楚辭》，要讀《楚辭》，就該不會忽略王逸的注本。 王逸所注的《楚辭章句》說：《招隱士》是「小山之徒，憫傷屈原，……雖身沉沒，名德顯聞，與隱處山澤無異。固作《招隱士》之賦以彰其志也。」也就是認定《招隱士》的「隱士」，是為了切合屈原的遭際而虛擬的。 但屈原是被楚王「斥逐」，並非自我流放，「隱處山澤」。這的確可以看作一個疑點。
另外，《招隱士》篇中的內容，實在看不出來和屈原有多大關係。 比如說什麼「虎豹鬥兮熊羆咆，禽獸駭兮亡其曹」。 通篇盡是對大自然不盡不實的描寫，如果不是和《離騷》等篇輯錄在一塊，大抵不會引起詩客文人的注意，裏頭的辭句也許就不會被後人引用了。
《楚辭》現存版本不多，王逸的《楚辭章句》是最早而又最完整的注本。 由此也可以推定，它在唐朝也該是流傳比較廣泛的。而王逸對《招隱士》的解說，似乎歷朝未見異議，大抵可以推定，他的說法是廣被認同的，直到清朝才遇上一些有西方教育背景的、決不因循苟且的考據家。 生在唐朝的白居易，文才再高，他要讀書，他要參加科考，就不大可能超越王逸這位權威學者的說法，更不大可能反對王逸的說法。當然，是不大可能而已，不能說死了是絕不可能。
退一步說，白居易如果真的並無用典之意，又或者他根本不同意王逸的看法，詩裏的「王孫」、「萋萋」二詞都只是信手拈來日用詞品，那他也就一定會考慮到，讀詩的人難保不會誤會他的原意，難保不會認為他跟王逸一般見識。這不就是沒吃羊肉一身羶了嗎！
白居易既有那樣的詩才，難道不用「王孫」、「萋萋」二詞，就沒有別的更好的字眼了嗎？
他既用了「王孫」、「萋萋」二詞，必定不可避免要把王逸的看法考慮在內，也同時考慮到，有了這樣的典故背景，這些字眼一旦用上了，屈原就要不請自來，而且非要不請自來不可了。
像白居易這樣愛用淺易字眼的詩人，固然不會胡亂用典，也不會吟不擇詞，用了竟不自覺，反而被曲解、謬注、歪典所用，乃至誤導他人，讓讀者產生錯誤的理解。這樣猜想，雖無確證，大抵也不致被看作大謬不然吧。

我們不妨換個角度，從時代背景設想一下，看看古人送別，會是怎麼一回事。
古人遠遊，一般不會像今天人們坐飛機那樣，吃過午飯，從容出門，傍晚登機，一覺醒來，就身在羅馬。再換乘火車，在車上一邊用餐，一邊用攜帶電話和家人通話。不過幾個小時之後，就到了米蘭。古代不像今天交通發達，也不像武俠小說裏年輕俊俏的大俠，可以隨意飛來飛去；來往太華、峨嵋的絕頂，僅在須臾之間。 古人一旦相別，往往後會難期。 另外，由於戰亂、災荒、人禍、瘟疫、疾病等因素的無常，唐朝老百姓的平均壽命只有大約三十歲。雖然白居易本人活了七十四歲，他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，官至節度使的元稹，雖有富貴榮華，卻也只活了五十二歲。 人們要背井離鄉，除了極少數的升官調任是喜事，有條件戰戰兢兢地高興，餘的大都出於不得已。在原居地生活實在太難了，才會遠走他方，謀求生活出路。 正如詩人自己的《自河南經亂…寄兄弟妹》所描述：
「時難年荒世業空，弟兄羈旅各西東。 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。…」
這所以要「羈旅各西東」，是因為「時難年荒世業空」。 還有一種遠走他方的原因並不罕見，就是像司馬遷筆下的屈原那樣，在政治、人事鬥爭中失利或失敗，不見容於原居地。屈原是被頃襄王斥逐，流落到沅水和湘水一帶。 白居易自己後來就被貶到江州為司馬。
人為了生存，為了飯碗，為了富貴、權位而鬥個你死我活，古今中外，沒有兩樣。 古代資源貧乏，生活條件差劣，鬥起來要比今天慘烈多了。有的失敗者，甚至寧冒生命的危險，舉家闔族東渡黃海，遠赴扶桑，以尋活路。 今天日本本州人口的粒線體基因型，大約有四分之一屬漢族典型，和朝鮮族典型比例相若。 粒線體裏的基因只由母系遺傳，跟父系沒有關係。也就是說，除了倭寇搶親，把婦女抓走，逃難者把女眷也帶過去，該也是個主要的因素了。
少年的白居易，很可能就有這樣的送行經驗，把好朋友送走之後，不知道此生有沒有再見的機會。 有文才的少年一般感情特別豐富，是所謂多愁善感，如果親友一家的遠行，是跟對手鬥爭的結果，難免心裏就會產生同情，而鄙恨那些無處不在的所謂「小人」了。如果帶著悲慼的情緒給親友送行，聯想到《招隱士》的悲調，或者甚至對世態、人事的不滿，進一步聯想到屈原的傳奇故事──哪怕是已經被太史公歪曲、美化了，又被王逸再穿鑿附會一番，弄得面目全非的屈原――這都該是可能的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明知有那樣的歷史、文學背景的存在，而這讀書不少的天才詩人偏要反璞歸真，把這個早已被前人誤解、附會，因而變得複雜的典故視若無睹，不以為然，卻又偏偏用上了，該不是很合理吧。
不過，白居易真要那樣做的話，也一點都不難，只要在詩題下面添個簡單的序言，說明一下就可以了。 然而，他好像並沒有那樣做。

現在不妨回來分析一下本文開首提到的一些解法。
有的人乾脆認為此詩僅僅詠草，並無複雜的寓意。 又有的人認為那是讚頌這即將遠行的對方，有著像野草一般的生命力。
白居易如果真的把這即將遠行者比喻為野草，他不會完全不考慮，對方或別的水平一般的讀者，可能不比自己高明，而會把這「侵古道」，「接荒城」，任隨人、馬踐踏，車輪輾軋，還要被「野火燒」之欲「盡」的野草，誤認作不那麼高貴，不那麼有福的物種。白居易連個蛤蟆都瞧不起，野草在他的眼裏，該不會特別高貴吧。 另外，詩人也不會想不出來一個比較溫柔敦厚的字眼，比如「遵」，以代替這個多用作「侵凌」義的「侵」字。在唐朝，這「侵」 字早已少用作像《說文》所舉的漸進義，而多用作侵凌義了。 比如唐詩裏就有：「沙場烽火侵胡月」、「西山寇盜莫相侵」、「密雨斜侵薜荔牆」。 而「玉階生白露，夜久侵羅襪」的侵，儘管有些原義味道，但也似乎含有比較負面的意思，大概沒有哪個困於庭院之中的怨婦，會高興讓自己的羅襪被露水沾溼，叫一雙玉足受寒。
於此，我們姑且嘗試以這種理解，把詩句翻成大白話，說說看：
「這野草，它長得多麼茂盛！可是每年它都得枯死一次。 那熊熊的野火，總要把它的莖葉都燒成灰燼！ 可它真夠命大的，就是不讓那火給徹底毀滅，它總能暗留殘根，待到那春風輕輕一吹，它可又死而復生了！ (燒它的那野火，可真拿它沒辦法！) 這芳香的野草，它侵佔了古道，一直伸展到遠處；這晴天裏顯得分外翠綠的野草，它蔓延到了荒城裏去了。 如今我又要給「王孫」送行了，我這悽悽的離情別緒，充滿了每一根萋萋的芳草。」
最後兩句格格不入暫且不管，平心細閱，如非一廂情願，又或者故意曲解，前六句詩的字裏行間，哪有半點鼓勵、讚美的味道！一個學會駕馭文字的詩人，大概不會拿這樣亢烈的詩句，去贈別親友，除非另有絃外之音，意在反諷！
你看，「野火燒不盡」哪！ 縱然「燒不盡」，大抵總該燒個七零八落，暫時的灰飛煙滅，死無葬身之地了吧！ 見過山火，甚至救過山火的人，都知道那是多麼慘烈，多麼叫人不忍卒睹的情景！燎原的野火滅了，那一地草木灰，還要讓人看了覺得淒涼、悲酸呢。 況且，古人最忌的災劫，正是火，因為它隨時都可能發生，此外才是偶爾來一次的洪水和暴風。 這能有半點正面的詩意嗎？！
讓我猜想，如果以諷喻詩見稱於世的白居易必得用野草來做喻依，順便去給喻體送別，又或者他乾脆並非送別，僅僅只是為了詠草而詠草，並且沒有把這野草比喻為除之「不盡」的小人的意思，那麼，他也許就不會那樣寫，而會另遣溫婉的詞句了。
再者，如果沒有《楚辭˙招隱士》作為一個明顯的、有效的典故，把全詩貫串起來，不但這「萋萋」用詞要顯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後二句和前六句之間，就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。
假如此詩主題是在送行，不管真有那麼一送，還是虛擬的一送，大抵詩人不會在「王孫」 走了以後，或者設想「王孫」走了以後，才把詩拿出來自己欣賞，而是會送給對方，或者設想送給對方，讓對方體會到自己的詩意，從而感受到自己的衷情。又假如這寫草的六句只是白描，並無任何寓意，或者絃外之音。 那麼，作者就該會設想到，這即將遠去的「王孫」，正在黯然神傷的情緒之中，哪裏還會有不痛不癢的閒情逸致，去欣賞這「離離」的「原上草」，去管這「離離」的「原上草」怎麼樣「一歲一枯榮」，怎麼樣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怎麼樣「侵古道」，「接荒城」！詩人寫了那麼一大堆，豈不白搭，豈不成了廢話了嗎？！
假如字裏行間另有絃外之音，那就當別論了。

唐朝張固《幽閒鼓吹》裏有這樣的故事：
「白尚書應舉，初至京，以詩謁著作顧況。 顧睹姓名，熟視白公，曰：「米方貴，居亦不易！」乃披卷，首篇曰：「離離原上草…。」即嘆賞曰：「道得個語，居即易矣！」因為之延譽，聲名大振。」
這是現存最早有關白居易初次拜會顧況的故事。 一般認為，這也是後來的《唐摭言》等裏頭的類似故事的藍本。
我們大可不必考究這故事的真實性，因為這大抵也是考無實證的。 我們只要把它完全當個小說來看就可以了。 作者寫的顧況初見白居易，竟用他的名字跟他開玩笑，十分瞧不起這個天才少年，譏笑他雖名居易，可長安米貴，「居亦不易」。 然而，這位早已出名的詩人，讀到了這一首「離離原上草」，卻竟馬上變臉，對年輕的白居易大加讚賞，並且為他到處宣傳。
這首詩如果並不隱含妙喻，而只是一般的觸景生情、平鋪直敘，自然並非一首歪詩，但決未至於極好。 那麼，《幽閒鼓吹》的作者張固，對這首詩能讓顧況驚嘆和讚賞，並沒有絲毫的質疑，那就未免難以理解，會不會多此一「鼓」，無謂一「吹」呢？
倘若僅僅用這「萋萋芳草」來引申離愁不滅，歲歲重來，這雖已是白居易所提倡的比、興寫法，但無論如何高妙不到哪裏去。白居易此詩的「詩意」要真的止於此，那就顯現不出他的天才。 顧況的舉措，不管真偽，也不會讓張固認為是值得記述的傳奇，而多費筆墨了。 再者傳頌這故事的長安詩人們，是不是會顯得沒有水平，有些莫名其妙呢？
白居易以詩自薦於顧況，在其後的五代和宋朝都有情節相近的記述。 可見這些編者，都和顧況一樣，認同這《草》寫得非常好，能讓顧況對年紀輕輕的白居易改變輕視，另眼相看。要這真的只是一般的觸景生情的寫法，平鋪直敘，意境淺薄，不管再怎麼去理解，這《幽閒鼓吹》的故事情節也顯得牽強了些，有些不好叫人信服了吧！
儘管如此，不妨也從那種「簡單就是美」，望文可生義的觀點角度出發，來看看這首詩：
如果說離愁就像野草，即使燎原的山火都燒之不盡，春風吹而復生，不是太誇張了嗎！ 白居易不是愛作誇張詩句的詩人，除非送的嬌妻美妾，或者龍陽之交，否則不至情濃若此。
又假如說，前六句並無比喻之意，只是最後一句「萋萋滿別情」，是說的原上萋萋的芳草，都充滿了作者的別情，那也不免流於誇誇其談。
就算白居易並沒有作這比喻的意圖，但讀詩的人難免會有這樣的誤解，白居易作詩的時候，如果竟然沒有考慮到，那他的詩才，就夠不上像張固在故事所寫的那樣，叫顧況這位當時已經很出名的詩人驚嘆了！
然而，假如說，詩句表面看來不過是簡單的送別，在觸景詠物的同時又比興一番，由於巧妙地用上了一個故事複雜、涵義深邃的典故，不但讓人聯想到了一篇古詩，和一個不平凡的人物和他的遭遇，同時利用典故裏的關鍵物，去作溫柔敦厚、天衣無縫的諷諭，更利用典故原詞同音詞的可能聯想，做出一語雙關的效果。這麼一來，詩篇的意境就不著痕跡地大大擴寬、加深了，因而成為一首不可多得的絕妙好詩。 這樣的好詩，讓那顧況嘆為觀止，讓張固以為美談，讓後人傳頌，這就很合理了。
我認為，蘅塘退士的說法，雖然無從確證，卻也並非沒有道理。 反倒是斷然否定者，往往提不出足以讓人信服的理據。
當然，怎樣讀詩，怎麼理解一首作於一千多年以前，卻嵌入了一個兩千多年以前的典故的詩，終究是讀詩者的個人自由。
薄樂歌ㄦ 甲申仲夏